儒家讲的"用世"，是指"修齐治平"，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要有所担当，"修齐治平"是儒家思想和精神的别称。积极用世是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它是积极的，主动的，对工作，对生活不说永远充满激情，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尽力而为。人的一生，凡事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人的能力确实有大有小，尽力，只要尽了力，你就可以无怨无悔，没有遗憾了。

用世和出世，是古代士人对待现实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春秋末期，社会动乱，旧秩序破坏了，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许多士人的理想破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厌弃上层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无力改变现实，又不肯同流合污，采取洁身自好的态度，隐逸山林，或陷于田间自耕而食。这些人被称为隐士。他们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和尚"出家"不同，他们有家庭，有妻子亲情，可以吃肉喝酒，只是避开政治和世俗名利纷争，所以称之为"出世"。还有一些人，积极地踏入社会，面对现实，或者从其中牟取个人的名利、富贵，或者希望能出来治理国家，改造社会。对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入世"。入世者又各有不同。孔子是"入世"的，他属于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来治理国家、造福社会的那一类人。对这一类人，称之为"用世"。

孔子说明了出世和用世的根本区别:出世者只为个人着想，用世者则是履行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孔子是积极"入世"的，他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治国方略，一生都在期望并争取用世。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述:"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第十章)(译文)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来治理国家，到一年头上就差不多了，三年可以有成效。

在孔子时代，没有民主选举，也没有革命运动，要从政，必须由国君任用。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尤其是对政策法令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相应的政权力量，是根本无法启动的。因此，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期望有人任用他来治理国家，实现他的用世理想。

尽管孔子积极争取能够"用世"，现实并不给他机会。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即使那些召请他乃至热情接待他的国君、重臣，也没有人真正接纳他的治国方案，不让他治理国家。

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为国家服务，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用世"，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在政治昏暗之时，却要明哲保身，安贫乐道。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不在政治昏暗时做官而同流合污，既保持自身清白的名节，又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赞扬卫国大夫宁武子的"智"和"愚"，"愚"就是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这样的"愚"，是装糊涂，在大的方面说，就是"韬晦"。

"明哲保身"并不是"出世"，它的前提是坚持信仰，保全志节，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坏事，不同流合污，其目的不是苟全性命，颐养天年，而是留有用之身，做有用之事，继续充实自己以待来日。孔子晚年所做的就是这样，他从事教学和整理文献，为社会培育人才，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也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目的仍是改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