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班忠玉】什么是春秋人格，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认为是春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文武兼备的人格，他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一般说来，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此外，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入伍，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得有入伍的机会，对于庶人的大多数，当兵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而是严重的事实。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艺，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

一、春秋人格的丧失

春秋战国时期行政与战争并非两种人的分工，而是一种人的合作。由《左传》《国语》中，可知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晋惠公竟至因而被虏，国君的侄兄弟也都习武。晋悼公的幼弟杨干最多不过十五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轻，以致扰乱行伍而被罚。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

中国人文武兼备的人格自春秋以后，渐渐地没落了。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虽崇尚法家并焚书坑儒，却为防范造反而开始禁百姓谈兵事。他还下令收缴民间武器，设官文武相分，丞相地位又高于掌兵的太尉。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小诸候国就能应付北部游牧民族的入侵，是因为全民皆兵的缘故，汉武帝时期竟动员全国的力量，才能击败匈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尚武精神的衰弱。

盛唐过后，经过唐末五代武人统治，宋太祖不愿看到军队对政权的威胁，在“杯酒释兵权”后，更是文治昌盛的时代，“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为一个人最大的理想，也是社会的最高认同。也难怪宋朝在历史上留下了被称为奇耻大辱的“靖康之变”。

正如雷海宗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所说的那样，“东晋以下中原陷入外族将近三百年，隋唐的盛期过去以后，由天宝到五代的二百年间是外族第二次扰乱中国的时代。中国常雇用外兵，外族也常擅自行动。宋朝名为统一，中国本部东北的燕云与西北的河西总未收复，每年与契丹、西夏纳贡，才昨苟安。宋的军队中也有番兵，不过地位不像汉唐时那样重要。后来中国终于不能自保，中原又丧于女真，中原亡于整个蒙古。明代中国把中国本部完全统一，但只有太祖、成祖的极短期间有应付外敌的能力。此后二百余年间几乎时时刻刻在勉强支持着应付外侮地进袭。受日本的一度威胁之后，不久就亡于满洲。道光以下满汉并衰，中国又感到有被西洋吞并的危险。”“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了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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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发扬春秋文武兼备的精神培养健全的国民精神

雷海宗先生认为，纯粹文德的性格是不全面的性格，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确实，失去尚武精神的中国的许多主流知识分子就只关心风花雪月、风流韵事。尤其是朱熹理学诞生后，中国知识分子把把精力都投向了苦背四书五经、监督小寡妇守节、搂着婊子逛秦淮河上，根本丧失了英武之风。雷海宗先生进一步认为，但我们绝不是提倡偏重武德的文化，我们绝不要学习日本。文德的虚伪与卑鄙，当然不好；但纯粹武德的暴躁与残忍，恐怕比文德尤坏。正如武士道给日本带来强大的同时，也伴随着军国主义精神的膨胀，给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在论及西方尚武精神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西方殖民者对印地安人、印度人、中国人以及其它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更不要忘记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雷海宗先生认为：“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每个国民，尤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是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非如此，社会不能有光明磊落的风气；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

现代的中国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民主的政治制度、先进的思想文化，从根本上说更需要每个国民具备强健的国民素质。失去尚武精神的民族，不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一个失去尚武精神的民族，不管经济有多么强大，仍不免为列强压迫与侵略，同时一个穷兵黩武的民族也不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发扬强健的尚武精神，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格，从而形成强健的国民精神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