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颠簸了已整整三天。除了一闪而过的几丛芨芨草和骆驼刺，几乎看不见一点生命的迹象，一路的欢声笑语已渐渐沉寂下来。
翻过红格尔山，驶入八道桥，突然眼前一亮，大家纷纷从车上站立起来。啊，好大的一片绿洲呀！一眼望不到边的红柳郁郁葱葱，高大的胡杨林苍翠挺拔，一条小河蜿蜒其中。真想不得在干旱的荒漠上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以后的十几年中，我曾多少次从这里经过，虽没有了初见戈壁绿洲时的那种欣喜和惊叹，却也总能一扫旅途的疲惫，立时兴奋起来。我常常感慨，额济纳河，真是母亲河，是她哺育了额旗的八千儿女和广袤草原上的众多生命。只要有水，额济纳真是一块天赐宝地啊！
没有想到，我后来真的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1年秋，我从旗革委会保卫部调到水电局，一干就是八年。
记得刚报到不久，就去苏古淖儿打井，站在乌卡斯钻机上，泥浆溅得满身满脸，下井管时，150斤的水泥管我怎么也提不起来，只好放在膝盖上一步步向前挪。晚上睡在帐篷里，腰酸腿疼，单薄的褥子象张纸，冻得辗转难眠。几个月后，一切都适应了，身体也强壮起来，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打井工人。当时，国家对机井建设很重视，每年投资几百万元。我们到古尔乃湖为牧民打井时，地质构造比较复杂，接连塌了几眼井，钻头也埋进去了，处理故障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当时正值夏季，一到傍晚，黑色的大蚊子就铺天盖地飞来，尽管我们把衣裤都扎住，头上蒙着围巾，钻机旁还点上几堆柴草使劲熏，仍然被叮得鼻青脸肿。那几年，从北部边境、西部马鬃山，到东边拐子湖、南边的8120基地，以及沿河农区牧区，到处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当打成一眼机井，随着柴油机的突突声，清清的井水从地下哗哗冒出来，多日的辛劳就都烟消云散了。纯朴好客的农牧民杀牛宰羊，大碗来敬酒，常常令人不得不醉。
最难忘的是水闸工地的生活。我曾担任昂茨河水闸、狼心山水闸施工的现场指挥。我们在荒无人烟的河口安营扎寨，打井砌灶，用土坯和红柳笆子盖起一排排简易工棚，工地生活就算开始了。每天清晨，几十台汽车和推土机马达轰鸣，各路大军各就各位，开挖基础，绑扎钢筋，爆破采石，拉运材料，整个工地就象一台巨大的机器在有条不紊地运转。浇筑混凝土是施工的关键阶段，堆得象小山一样的水泥、沙石，不断地被运送到巨大的搅拌机里，又被传送到立好的模板里。我们指挥部的人员则眼睛都不敢眨一眨，从早到晚坚守在现场。夜幕降临时，柴油发电机组启动了，整个工地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从几十里外就能看见听见。
昂茨河水闸竣工前，上游水文站发来电报，几百个流量的洪水即将下来。我们连夜做了安排。天一亮，各路人马分头去加固大坝，抢运铅丝草袋。中午时分，水头汹涌而来，远远看去尘土飞扬，真似千军万马，转眼闸前就成了一片汪洋。沿河一些树木被洪水席卷而来，卡在闸前的破冰柱上，很快形成一面墙，影响了洪水下泄，闸前水位猛涨，两岸已经上水，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不是垮坝就是淹达镇（达镇即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刻，指挥部决定爆破。几个复员军人抱着炸药包，踏着搭在破冰柱上的跳板，颤颤悠悠向河心走去。湍急的洪水就在脚下飞溅，一旦失足必将被卷入水闸，大家都为他们捏着一把汗。头几个炸药包一丢下去就被洪水冲走了。后来把两个炸药包中间拴上一根绳子，甩到树杈上，几声巨响，树被炸断，顺流而下，闸前水位迅速下降，终于化险为夷，整个工地的人不禁欢呼起来。干水利是很辛苦的，一年有十个月在荒郊野外，餐风宿露、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大风一刮，锅里碗里沙子一层，大家照样吃。每次电影公司来放映，那是工地的节日，不管什么片子，从天黑开始，一演就是两三场，放完常常是后半夜了，睡不了几个小时，钟声一敲，大家照样去干活。1977年中秋节，我正指挥工人们调试闸门，启闭机一提，下游河中的鱼逆流而上，都聚在闸前，拼命往上冲，闸门一闭，水断流了，很多鱼来不及退回去，被晾在象篮球场一样平坦的海漫上，活蹦乱跳，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大家兴奋极了，连忙从食堂拿来箩筐大盆，争先恐后跑下河去。那一阵子，食堂经常有鱼吃，特别是淹了之后烤熟的熏鱼，真是难得的美味，最受我们这些天津人欢迎。
多少年过去了，虽然后来我'上了大学，又从兰州调回了天津，但在额旗度过的那段火热的工地生活仍然常常在梦中萦绕，令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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