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2卷第1期，2014年

『再造華夏』：明初的傳統重塑與族群認同

杜洪涛 北京大学

本文以明廷所採取的社會整合策略為中心，從一個相對宏觀的角度探討明廷如何透過華夏正統王朝譜系的建構、文化認同的強調、傳統禮制的重塑來修復華夏族群的歷史記憶、增強華夏族群的認同意識、凸顯華夏族群的身份象徵。與此同時，明廷還採取了針對北方華夏族的特殊策略以強化其認同意識。最後，本文指出『再造華夏』的社會邉樱瑏K不是將其他少數族群徹底驅逐于王朝體系之外或盡數將其同化的排外行動，而是一場恢復華夏傳統、整合華夏族群、改良社會風俗的社會邉印闹饔^目的上說，明廷發動這場社會邉邮菫榱私嬈湔y性，鞏固其統治基礎，確保其政權能夠長久地維持下去。從客觀效果上看，這場社會邉訉断糠秩A夏族群的胡化現象，撫平南北華夏族群由長期的政治分裂與一度被區隔為『漢人』、『南人』兩個不同族群造成的裂痕，強化華夏族群的內部認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華夏族群 傳統重塑 族群認同

一、引論

迄今為止，明代學者的如下表述沒能贏得明史研究者的重視。魏校曰：『我太祖再造華夏。』[1] 黃珣言：『皇明之興，高皇帝以神靈睿聖，不階尺土而統一海宇，再造華夏。』[2] 胡應麟云：『元都平，四海清，鬼神受職，萬方庭列。大藩置神京，汛掃風煙，混一區寓，再造華夏開文明。』 [3] 上述引文中的『華夏』含義甚廣，包括華夏王朝、華夏文化，華夏族群等多種蘊涵。[4] 這也就是說，明代學者有關『再造華夏』的論述揭示了元明鼎革所具有的超越朝代更迭的重大意義。

關於洪武時期明廷對中國傳統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現代學者的研究相對較少。據筆者管見，僅有范德的專著與朱鴻林等學者的論文集關注了這個論題。前者以朱元璋的立法為切入點討論明廷重建具有等級制色彩的傳統社會秩序的問題，後者側重於對朱元璋的治國理念與實踐的探究。[5] 與上述論著不同，本文試圖將明廷重塑華夏傳統的舉措置入華夏族群史的脈絡中予以考察，從族群認同的角度揭示『再造華夏』的歷史蘊涵。

提到華夏族群史，就不能不提王明珂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在這部他自謙為『奠基之作』的專著中，[6] 他詳細論述了先秦時期華夏認同的形成，秦漢時期華夏邊緣的擴張與近代『中國民族』的建構。[7]此後，他又進一步闡釋了『血緣』、 『空間』等符號在歷史敘事中的意義，並描繪了『華夏』如何憑藉一個共同的祖源記憶凝聚在一起的歷史過程。[8] 令人惋惜的是，王明珂對於華夏族群在魏晉南北朝以至明清時期所經歷的巨大變遷著墨不多，對於本文關注的明初的傳統重塑與族群認問題更可說是隻字未提。

明代初期的歷史是華夏族群史的重要篇章，為了更好地理解這段歷史，有必要追溯一下從唐末至元末的歷史。自唐朝崩潰以後，中國歷史再度進入了動盪時期。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這五個短暫的王朝之後，是北宋與契丹的南北對峙與南宋、金、西夏的鼎足而立。元朝雖然在十三世紀完成了統一，但由於施行南北異制的統治策略與族群等級制的歧視政策，使得元代社會的地域之間與族群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在這段歷史時期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以下四個問題。第一，華夏族群及其傳統文化遭遇了巨大挑戰。遼朝與北宋為兄弟之國，雙方的政治地位大體相同。金朝與南宋是叔侄之國，南宋的政治地位明顯低於金朝。而北宋與南宋都不得不向遼金繳納歲幣的歷史事實表明，宋朝無法像漢唐王朝那樣在傳統的華夷秩序中佔據主導地位。至元代，蒙古族群徹底顛覆了傳統的華夷秩序，建立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少數族群主導的大一統王朝。在此期間，華夏族群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元朝皇帝推崇藏傳佛教，以儒學為代表的華夏傳統文化也遭遇了極大的挑戰。[9]

第二，部分華夏族群的胡化。在遼金時期，部分華夏族群即存在明顯的胡化現象。[10] 元朝創立後這一現象有進一步泛化的趨勢。司律斯（Henry Serruys）指出，在元代『模仿蒙古人成為各地的一種風尚』，中國亦不能例外。[11] 李治安詳細描繪了元代漢人學蒙古語、用蒙古名，穿蒙式服裝等社會現象，以及在婚俗（按：如收繼婚）、禮俗(按：如胡跪)等方面受蒙古影響的具體情況，並考述了蒙古化現象從漢軍軍政人員向下層平民擴散的歷史過程。[12]

第三，南北華夏族群之間的裂痕。[13] 遼宋金時期，生活在不同區域的華夏族群就存在著相互歧視的現象。李治安在引述了趙秉文稱南宋為『島夷』、『蠻夷』的例證後寫道：『由是觀之，國家的長期分裂，也會使漢民族內部因地域界限發生裂痕，也會給民族感情和心理帶來一些陰影。』[14] 至元代，族群等級制加深了南北華夏族群的認同危機。蕭啟慶認為，在元代『漢人』、『南人』屬於兩個不同的族群。他說：『在元廷所採行的族群等級制度之下，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等四大族群不僅具有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而且各族群的政治、社會身份之高低，權利義務之大小，頗有軒輊。』[15] 蕭啟慶進一步指出，雖然主體成分同屬漢族，但由於被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族群，『漢人』與『南人』對華夏的認同感產生了差異。他說：『漢人、南人歷史經驗不同，族群意識的強弱因而不同。漢人經歷契丹、女真統治達數百年，族群意識不強』；『反觀南人從未經歷異族統治，蒙元滅宋，不僅是朝代更替，還牽涉到「由華夏入夷狄」的春秋大義』。[16]

第四，不容否認，在部分漢人胡化的同時一些少數族群亦有明顯的漢化趨勢，但由於不願放棄所享有的特權從而沒有改變其族群認同。遼宋金時期，漢人與少數族群之間相互涵化的現象即已存在。元朝統一後，這一現象得到了延續和發展。蕭啟慶指出，『「族群等級制」是一種歧視制度，而不是「隔離」（segregation）制度』，『各族人民的遷徙、雜居與交往未受限制』。他敏銳地指出，在元代『不少蒙古、色目人尚不能說已真正「漢化」，相對於漢族而言，蒙古、色目皆享有甚多特權，自不願改變族群認同而導致特權的喪失』。[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