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法规不能随意变通   法律制度不能随意为暴走团“让路”

                                          重庆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   丁新正

       法律规范的重要特征在于它的稳定性、强制性。交通法规也不例外。随意变通选择性执法，是法律制度的大忌。借口结合当地实际搞随意变通，打着创新旗号违背法治精神，另搞一套，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秩序和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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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青岛，交警提醒“暴走团”市民应该在机动车限行的时间段内上路健身。视觉中国图

　　机动车限行为暴走团“让路”，此例不宜开。暴走团再次成为新的舆论话题。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25日晚上6点半起，青岛交警市南大将队对八大峡广场东侧的几条马路进行分时段封闭，禁止机动车行驶，而供市民和几个暴走团步行，时间是每晚18∶30—21∶00。这样的举措是否合适，引发社会激烈讨论。

　　市民对正常休闲锻炼空间的需求，当然应该尽可能满足。可青岛方面为了给暴走团腾出空间，不惜对公路采取分时段封闭，这样的做法，的确是让暴走团高兴了，但置于公共资源分配的角度，可能并非是在创造性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

　　交警方面回应称，作出此项安排是经过多次调研的，也是于法有据。所谓调研，即征求了有暴走需要的市民的意见，“虽然说车很少，但是毕竟还是有车辆偶尔通过的，还是存在安全隐患”。言下之意，对路段实施封闭，即可彻底解除暴走的安全隐患。可这其中的逻辑，实在让人看不懂：公路是给机动车走的，暴走团占据车道本就是违规。解决暴走的安全隐患，难道不应该是禁止暴走团与车抢道？如此“反客为主”，问过驾驶者的意见吗？

　　至于道路封闭的“于法有据”说，也同样显得牵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确有规定，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可以根据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法律的初衷，明显是指允许临时性的交通道路管制。但青岛的做法，却是把好好的一条马路，在晚上的六点半到九点变成了常态化的“暴走路”，问题是，暴走是否属于大型群众性活动？

        据说，在上马路暴走前，这些暴走团经常与附近的广场舞市民发生“抢地盘”冲突。这一矛盾应该要调和，可把公路变身“暴走路”，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而只是把矛盾转嫁到了公共交通上。这种矛盾转移，机动车驾驶者或许不会表现出“反抗”，但却很容易释放一种负面激励：会否有更多的暴走团跟进要求同样的“路权”？和年轻人抢篮球场的广场舞大妈，是否也有权利要求专属的封闭道路？

　　事实上，抛开当前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供给不足的现实，对于暴走团这样一项集体运动本身，也有必要予以理性的审视。暴走只要不违背规定，不产生安全隐患，倒也无可厚非，但多数城市的公共空间都有限，都很难容纳和支撑动辄数十上百人的暴走团活动。那么，以人多势众或锻炼需要的理由来支撑集体暴走的正当性，本就存在疑问，公共部门更不该鼓励这种运动方式。

　　市民锻炼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非得要集体暴走；锻炼是权利，但不等于突破规则、法律底线的暴走也是权利。不论是非，一味迁就就成了对“无理取闹”的纵容。特别是在已经发生过交通安全事故，和暴走团打公交车司机等事件的背景下，管理部门的无原则妥协，只能说是一种“好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