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孝”论"法"——兼谈孝子帮助母亲自杀被判刑

重庆社会科学院丁新正

一、何谓“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意思是：孝不仅是你赡养着父母，你们家的马和狗你都养着它们，能说“孝”吗？若不尊敬父母，那与养牲口有什么区别？即“孝之至，莫大于尊亲”（《孟子·万章上》）。

汉传统文化里面真正意义上的孝是以“敬”为前提的，对内心的“敬”最好的表达就是“顺”，“顺”就是趋向同一个方向，即“孝顺”、“孝敬”，所以孝的本质是“顺从”。东方人在家庭里的地位不像西方那样是平等的，而是存在尊卑的；家庭内部先天存在这种尊卑传统，要求我们在父母面前是乖孩子，所以对于各种事物，从婚姻观、是非观到人生观、世界观，都无法形成自己的见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就是终身按照父亲的价值取向行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对于老师也是只能认同不能顶撞的。孔子之所以不待见颜回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很乖，不像宰我、子路，他们为难顶撞老师。像西方亚里斯多德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决不可能被中国孝子说出。像法国的笛卡儿、英国的休谟、德国的康德，那种“怀疑一切”的大哲人，传统中国的师父们是带不出的。

按照我国传统孝道理论，基于孝的“顺从”本质，一个人只要真正遵从了父母长辈的意愿或意思表示去做，那么他便“尽孝”了，即属于孝子了。但是，从现代法学理论来讲，“顺从”“尽孝”的行为，不一定是合法的行为，也有可能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下面的孝子帮助母亲自杀的案例就能说明这个道理。

二、孝子帮助母亲自杀为何被判刑？

2011年7月，一桩人伦惨剧震惊了很多人，一个孝子，在备受病痛折磨的母亲要求下，买来农药给母亲喝，最终老人中毒身亡，儿子就被逮捕。经过近一年的审理， 2012年5月30日上午，这起案件在广州番禺沙湾法庭正式宣判，法院认定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念其孝顺从轻处罚判三缓四。原因是：

第一，法院认为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法院审理查明，被害人李术兰（殁年73岁）与被告人邓明建是母子关系。2011年5月16日，卧病在床的李术兰请求邓明建为其购买农药服食以结束自己生命，后被告人邓明建同意，到番禺区石楼镇一农药店购得农药两瓶，将农药勾兑后给李术兰饮用。李术兰喝下农药后即中毒身亡。番禺区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明知农药具有毒性，仍帮助母亲饮用导致其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但考虑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发生于家庭直系亲属之间，且是被害人在患病情况下请求而造成，念及被告人二十年来赡养母亲的一贯孝顺表现，其犯罪动机有值得宽宥之处。综上，可以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情形，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同时，法院认为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法院对公诉机关及辩护人的量刑意见予以采纳，决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第二，家人证言被告人是一个孝子，家人和村民证言被害人确实想自杀。李术兰除了儿子邓明建外，还有邓明珍等3名子女。李术兰多年前身患脑中风致右半身不遂，后来伴有类风湿等疾病导致手脚疼痛、抽筋。其间，邓明建一直照料母亲生活起居、求医诊疗，但母亲不堪忍受长期病痛折磨，多次有轻生念头。2010年邓明建父亲身故后，因家庭经济拮据，邓明建到番禺打工维持生计，于是将患病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李术兰从其家乡四川省带来一同生活，加以照顾，其间李术兰仍想过轻生。几乎所有证人的证言都称邓明建是“孝子”。他的二姐邓明方说，母亲全是由弟弟照顾，他很孝顺、老实，而母亲脾气却很大，经常打骂人，“我们有时候都很怕回娘家去看她”。

第三，家人和村民证言以及被告人邓明建的供述证明被害人确实想自杀，有自杀的意愿。邓明方说，母亲曾对她说，“知道你们都很孝顺，但我很痛苦，能喝瓶药死掉就好了”。邓明建的弟弟邓明友也说，母亲几次都说要买农药自杀，但大家都不去给她买。哥哥一直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照顾母亲。四川老家金子村的村长也出来作证说，有一次邓明建的父亲搀扶着邓母，邓母突然就说要去跳井，被大家阻止了。此外，被告人邓明建的供述，母亲患有脑血栓，右半身瘫痪，走路要拐杖，但家里没钱一直也没去过正规医院看，在老家也只是请乡下中医看一下。受病痛折磨，母亲多次让我买农药给她喝，但她别的话我都听，这件事我没有答应过。事发那天7点多，母亲叫我不要上班陪她，我说让我先去厂里请个假。9点班，我回来了，母亲说这几天睡不着，很痛苦，让我给她买瓶农药。一开始我不愿意，但她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一定要我去买。我没办法，就出去花了29元买了两瓶农药。母亲一见到我，就让我把农药拿给她，我打开瓶盖递给她，她接过就喝了两三口。过了两三分钟，母亲闭上眼睛，头侧向一边，嘴边冒出白色泡泡，我用纸巾帮她擦掉，接着用手推她，她没反应，我又摸她的身体，还是没反应。我觉得母亲死了，就打电话给妻子，之后又打电话给其他亲戚。之后，我用被子把母亲的身体盖上，把农药瓶盖好扔到门口的垃圾桶里。12时妻子回来了，我们两人一起帮母亲换上新衣服。后来，厂长也来了，说要通知殡仪馆来处理尸体，又帮忙通知了治安队过来，后来派出所的也来了。我一直没答应过母亲买农药，当天真的是她强烈要求，我没办法了才去买的

三、法律家庭伦理与社会救助

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本案中孝子帮助母亲自杀与其说是“顺从”即“孝”，是为母亲减轻痛苦，那这种“孝”也是以犯罪为基础的“孝”，其本质上属于犯罪行为。

被判处缓刑后，被告人邓明建向媒体表示，自己对这样的判决结果很满意。此前，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犯下了大罪，“如果再来一次，我不会这么做了”。邓明建案件不仅牵涉到法律对相关罪行的认定问题，还是发人深思的家庭伦理以及如何对待安乐死的重大问题。

对于本案件的判决，可以用“合法、合情、合理”六字来概括。案件中，被告人邓明建听从了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的请求，帮助母亲服食农药导致其死亡，触犯了刑法。但从善良大众的情感出发，邓明建在案发前恪守“孝道”，二十年如一日照顾病重瘫痪的母亲，他在长期、巨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并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一时冲动做出助母自杀之举，其情可悯。法院判处被告缓刑，更符合公众的情感取向，体现了“法律之内，有天理人情在”的法律精神。

孝子助母自杀，不止是被害人李术兰和被告邓明建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它反映了我们社会救助制度仍存在许多需要完善之处。相关部门也应透过本案，认真思考目前社会保障、医疗、司法等制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和需要，健全临终关怀服务、心理疏导服务等专业的社会服务，避免“孝子弑母”等人伦悲剧的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