赡养老人

“父母恩如山，百善孝为先”——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儿女的天职。可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不忠不孝、忘恩负义之人，下面是我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而又始终为之感到不安的一件事。

大堤村有一扈某，兄弟两个，扈某在家务农，其弟在外经商，父亲很早过世，只剩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可兄弟两个都拒绝赡养，对老母的生活起居从不过问。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堤村没有自来水，村民们每天黎明都去村西头一口即将干涸的土井里抢水，土井很深，水面距井口两丈有余，特别是冬天，井台上满是冰雪，非常危险，可扈某的老母亲不得不常常挑着两只水桶去井里打水。每星期天回家后，我都是起早替父亲去井里抢水，只要是碰上这位老人，我都是先替老人家把水提上来，再提自己的，这位老人每次都是千恩万谢，然后挑起水桶，摇摇晃晃地回家了……

无独有偶，扈某有一个儿子，因父母对奶奶不孝，民愤很大，到了二十八岁也找不到对象，因此，儿子对父母充满了怨恨，并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扈某夫妇……后来，扈某夫妇含羞离世了。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极深，没想到世上竟会有如此不孝的儿子！谁都会变老，谁都有儿女，可这样的儿女不要也罢！遗憾的是，他们的行为只会受到伦理、道德的谴责，法律的威力一般还触及不到他们。

1994年，是奶奶“老年痴呆”最严重时期：奶奶一生慈祥宽容、任劳任怨，极会过日子。可自从患病之后她失去了理智，常做些使人哭笑不得的事。如漫骂儿子和孙媳妇，说他们把家里的东西这个弄丢了，那个弄没了，所以她把家中凡是能藏的东西全都收藏起来。有一次邻居到我家借小镢头儿，父亲和妻子把家中各个角落都找遍了，可就是找不到，后来在炕洞里找了出来，才知道是奶奶所为。

对奶奶的病情我放心不下，虽然清河中学离老家四十里路，可我常常隔三差五地晚上盯完晚自习后骑自行车回大堤看望奶奶，为她老人家买药、买好吃的。这年冬天一个周三的晚上，我辅导完学生的两节晚自习，已是八点多了，我把孩子们安顿妥当之后，便登上自行车，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回家去看望奶奶。谁知，刚出县城不一会儿，下起了鹅毛大雪，一个小时后我骑到了小屯（三十里路），接着下了公路。雪，下得更大更急了，我推着车子，踩着厚厚的积雪，吃力地向西南方向奔去，小屯到大堤还有八里远的土路，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儿早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不见了踪影，眼前只是模模糊糊，一片乳白，我只能估时间、凭感觉、吃力地推着车子向前走。可是，到了该往正南拐弯儿的地方而没有拐弯儿，又一直向前走了很远，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怎么没往左拐呀？”于是又返了回来，幸亏找到了平时向正南拐弯儿处的那棵红荆墩，我才找到了感觉，辨明了方向，向正南回家的方向奔去……到家后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看到我的到来，奶奶很是高兴，可父亲心疼地埋怨说:“这么大的雪可不该来呀！”妻子也是一脸疲惫，十分无奈地对我说：“家中有我，你不要惦记”，“在学校里管好孩子，保重身体，别着急上火。”第二天，我又起大五更赶回学校，去辅导学生的早自习......

上世纪八十年代，清中领导常在春节来临之际，从学校的福利费中抽出些钱来，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教职工给予补助。我这个人，自幼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生活虽然这般困窘，可我从没有想过给学校添麻烦。令我感动的是，在1987年元月的一天（当时我还在邢台进修，回清中看望上初三的孩子），当时学校工会主席刘运芝老师亲自找到我的宿舍里说：“华宇呀，你别总这么仁慈，你的情况我知道，你在邢台进修，这里有上学的孩子，老家中还有两辈老人，你的工资又这么低，你也写个申请，学校研究时我也好说，给你三十二十的，也好让孩子们过个春节......”在刘老师的关怀下，我才写了一份申请，说明我目前清中的情况、老家中的情况和奶奶年过七旬且常年有病等，要求学校给予补助。

世上总会有这样的少数人，老乡遇点好事儿他不舒服，同事有点儿进步，他睡不着觉，所以他总千方百计、眛着良心进行阻挠。下面，我接着说写申请要求学校补助的事：当年春节临近，还是工会主席刘运芝老师拿着20元钱递到我手中（最多的补助30元），她不情愿地对我说：“华宇，今年与往年不同，申请书还要经过各教研组讨论，人家化学组说你奶奶没病，所以才给你评了20元。”我不计较20元还是30元，这都是领导对我的关怀。但我想说明的是，当时清中近百名教职工中，清河县域西片儿的除了我和张某（我们是同村老乡兼清中的同事）之外，别无他人，其他老师们不知道我家有几口人，不知道我家中还有奶奶，更不知道我奶奶有病没病。况且，这位张某就是当时化学教研组组长，他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这其中的奥秘也就不言而喻了。

说起我的这位老乡兼同事张某，不能不使我又想起了发生在1984年的另一件事：

那是1984年春季，我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也已四岁了。一天，也是我这位老乡兼同事张某找到我的宿舍里，他神神密密地说到：“华宇，不好了，你那个事儿学校知道啦！”我心头一愣，“丈二的各尚摸不着头脑”！“大叔（论年龄他比我大，论资历比我还深，论老乡我叫他大叔，论同事我叫他老师，我对他一直十分尊重）什么事啊？我犯什么错误了？”“你不是又生了一个第三胎小妮嘛（生第三胎小妮的事儿是我在1980年5月19日，孩子出生后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的中午，我亲自告诉他的，原因是下午我不能和他同时返校了，让他晩上学校开例会时给我请个假）？这事学校知道啦！我今天先来给你透个信儿，负责计划生育的副校长孟力明天一定会找你，要你做结扎手术......咱今天是近人不说远话，我的意思是要想不做结扎，趁学校还没找你哩，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给他来个‘狗吃麸子——不见面’！”

听到张某的主意，我马上意识到：一是我的工作来之不易，二是清中领导对我这样一个民办转正、没有学历的教师非常关心，并在各方面给我很大的支持，再是我的学生们是那样的勤奋好学，那样的活泼可爱，我怎能为逃避结扎手术而逃之夭夭？于是，第二天校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愉快地答应并马上做了结扎手术，为学校的计划生育工作带了个好头儿。手术后我在家休息的一周里，学校派人到家中看望了我，在全体教职工大会上表扬了我，并要求其他年轻老师向我学习。

如果当时我按照张某的主意去做，“走为上计”，“狗吃麸子——不见面”，那会是什么样严重的结果呢？

当时，我对张某的馊主意很不理解。后来才慢慢明白过来，他的目的就是让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以“走为上计”而身败名裂，或受到处分，或被赶出清中。他唯恐我这个同事在清中混得比他强，至少不能与他平起平坐，于是，他背后先给我捅娄子，向学校汇报了我生了第三胎，再给我出馊主意，以借刀杀人，达到其整人的目的，真可谓是处心积虑！

古语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尽管这样的小人为数不多，但他们可以以人格为代价，无中生有、惹事生非，置人死地而后快。所以，我们还是多加小心为好，以免上当受骗。

1995年农历正月二十六，奶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六岁。

刚把奶奶打发入土为安没过半年，父亲又患上食道癌。为给父亲医治，我把他接到县城，在清河中学住了九天，我竭尽全力为父亲做好吃的，陪父亲聊天，陪父亲去县医院检查、打针、输液。后来，县医院的郝医生、刘医生从父亲的背部摘除了一个“粉瘤”，通过作病理才确定是食道癌的转移所致。医生告诉我：“你父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不能手术，回家养着去吧。”我强忍悲痛，瞒着父亲，借校车把他送回了老家。

说起借校车送父亲回大堤老家，还有一段令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心酸往事。

父亲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万般无奈，我又去向庞校长张嘴，想借学校的汽车把父亲送回老家。父亲一辈子从未坐过汽车，这也算我为他老人家最后的孝心吧。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宠校长的小院儿，当时是上午十一点多。

庞校长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啤酒佳肴，悠闲自在，独自开怀慢饮着。对我一个大活人的到来，他几乎是不屑一顾，稳如泰山。我站在他面前说：“庞校长，我父亲的食道癌已到晚期，在我这里已住九天了，我想借用一下咱学校的车把父亲送回大堤老家，车有空吗？”庞校长面无表情，泰然处之，一字未问我父亲的病情。这还不算，过了半天，才冷冷地说了一句话：“车要是没空儿呢？”“没空儿的话，改天也行，要不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我回答到。

我从庞校长的小院里走了出来，心里自然是凉了半截而又愤愤不平。

到了第三天，还是我那位老乡兼同事张某，因其舅舅在清中住闲一段时间了，要回全礼村老家。他借了学校的“212”吉普车，我的父亲才勉强和这位全礼会的老乡同乘此车（全礼村离大堤一华里路），先去了全礼村，然后才回了大堤老家。

上述之事，是我一生中又一不堪回首的伤痛。庞校长是我在清中工作三十年所经历的七任校长中唯一一位既专横跋扈又不讲人道，既溜须拍马又藐视穷人的校长，是一位自以为是却又十分愚蠢的校长。在他面前，我丢掉了自尊，甚至失去了人格。但是，世上还是好人多，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我的儿女家庭也不会有今天。常言道，“贫过闹市无人问，富居深山朋友多”——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现实。否则，也就不会有“小人视权贵，狗眼看人低”之说了。

这年冬天，县城一个表姐夫告诉我：《河北日报》报道了沈阳某家肿瘤医院医治癌症有特殊疗效！我马上找到了那份报纸，一口气读完了那篇报道，心中不由一阵惊喜：父亲的病情有了一线希望！——我的母亲，一生没过一天的好日子，仅五十五岁就含辛而去了，我没能尽孝于她，已是我终生的一大遗憾，这一次，我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父亲医治！当时已到农历的十一月底，数九隆冬，天寒地冻，我向学校请了假，穿上妻子为我做的最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戴上一顶棉帽子，围上一条老式的长围巾，只身一人去了沈阳这座举目无亲又十分陌生的大都市为父亲求医问药：晚七点从德州上了火车，第二天凌晨五点到达沈阳火车站，下火车后没有市内公交车，按报纸上的地址，我边走边问，步行了两个小时，到天亮总算找到了那家医院。八点钟专家上班，我第一个向医生叙说了父亲的病症，为父亲买了西药、中药和外用膏药，装了满满一大塑料袋子。

我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飞回老家为父亲用药，没吃没喝，立即登上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在公共汽车上，乘务员撕给我一张比大拇指指甲稍大一点的车票，到火车站广场下公共汽车时，我不经意地把那张小票儿沾到舌尖上，不一会儿，又把那张小票吐掉了。万万没想到，这漫不经心吐掉的一张小票竟招来了麻烦：当时广场上行人还不多，但有人专门监督、检查卫生，说我把小票吐到地上污染了广场环境，三个小伙子围住我：“罚款十元！”我带钱不多，买药后剩下的仅够买火车票，所以我连连向他们承认错误，并说明我是来沈阳求医买药的外地人，还把一袋子药给他们看，请求饶恕。可他们就是不依不饶，这时走过来一位当地的老太太为我再三讲情，最后罚了我五元钱。

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一元钱。

在火车上，我的对面坐着一位回夏津的老大爷，说是去哈尔滨看闺女了，得知我为父亲求医买药，看我土里土气，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他说他会看“面相”，说我是个“大孝子”，然后送给我一个医治食道癌的“偏方儿”：把一对银耳坠放入铁锅，加水煮沸半小时，让父亲把水喝下去，连喝三天，也许能见效。回家后，我立即找到了我初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张华英，说明情况后，她毫不犹豫地把两个耳环从耳朵上取下来塞到我的手中。她的慷慨相助使我至今心存感激。又两个月过去了，父亲吃药、贴膏药、用偏方儿，可结果都是无济于事。

1996年农历2月14 日，父亲还是离我们而去了。

父亲去世时，奶奶离世不足一年，我的大女儿刚刚出嫁，小女儿在读初二，儿子还在邢台师专就读，家中经济状况可想而知，但我和妻子还是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为父亲买了一口当时还比较有品位的棺材，比较体面地发了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