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兰，在时下40多岁的人们心中，曾经留下叱咤风云的印痕。上世纪60年代，她与焦裕禄一样，在神州大地上广受传唱，被视为当代农民和当代妇女发奋自强、战天斗地的楷模。时隔50年，甄忠慧和苏有郎走进临西东留善固，重温玉兰精神，创作出报告文学《玉兰花》（载《中国作家》2012年第4期）。该文站位高远，直抒胸臆，透出了作者对吕玉兰和玉兰精神的赞赏和感怀。从报告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篇3000字的短文，显示出作者娴熟的创作技法和文字驾驭能力。该文荣获第22届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初评暨2011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银奖和河北新闻奖并非偶然。

　　吕玉兰是上世纪中叶的劳模典型，尽管在家乡一直被传颂，但毕竟时过境迁，对作者而言，突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是该文创作的瓶颈。透过《玉兰花》的字里行间，我们知道，作者深入到吕玉兰的家乡东留善固，不仅重温了吕玉兰的事迹，而且与现任党总支书记吕廷祥进行了深入交流。吕玉兰已经过世，但吕玉兰精神依然在家乡发扬光大，成为乡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者在创作中，一方面缅怀玉兰的人生壮举，一方面重点描述玉兰精神对家乡人的鼓舞。如此写来，凸显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而没有单调地写成吕玉兰的成长史。

　　《玉兰花》的叙事别具一格，甚至，它并不注重报告文学对叙事情节的依赖。纵观全文，作者的创作脉络在“往、昔”两个情形中穿插。对很多读者耳熟能详的吕玉兰故事，作者付出的笔墨并不多，但针对吕玉兰精神对今人的文化影响，作者不吝笔墨。在对吕玉兰故事的讲述中，始终穿插着吕玉兰精神对当代经济社会的发人深省之处，其文字时而精雕细刻，细微处小溪潺潺，时而行云流水，运笔时荡气回肠。如此头绪繁多、纷纭复杂的事件，那么多的大景和小景，被组织得井井有条、错落有致，足见作者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驾驭能力。《玉兰花》就是借此透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政论性。

　　探析《玉兰花》的语言艺术，我们会发现作者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有效把握。既然把报告文学冠之以“文学”，那么它和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有相类的地方。写作时，报告文学可以吸收小说的描写技巧、散文的意境，它必须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写真纪实是它的重要特征。通读《玉兰花》，我们会发现3000字的篇幅中，作者的散文语言运用得很生动。散文化叙述，使得全文的阅读效果很通畅，文字间的夹叙夹议，提升了文章的政论性，对玉兰精神的赞颂既有较高的定位，又抒发了对吕玉兰的颂扬之情。正是有了细节处的行云流水，整篇文字的阅读感觉便变得鲜活而灵动。

　　《玉兰花》写得好，重要的一点在于采访深入。从吕玉兰的事迹，到时下吕玉兰精神在家乡的影响力，都因为有扎实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表现得那么具体、生动、感人。但《玉兰花》不是枯燥材料的罗列，而做到了见人见事，现场感很强。作者不单是赞颂吕玉兰的事迹，而且全文肯定了玉兰精神在当代的影响。吕玉兰精神是时代的产物，而在玉兰家乡，无论是东留善固还是临西，乃至邢台，都在继承发扬吕玉兰精神，并赋予这种精神新的意义，不断与时俱进。

　　《玉兰花》是对吕玉兰精神的颂读和吟唱，它讲述的不仅是玉兰故事本身，而且把吕玉兰精神视为家乡人的精神指南，揭示玉兰精神的内核。如今，东留善固的乡亲们，正是以玉兰精神为旗帜，重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因此《玉兰花》其实写的不是吕玉兰本人，而是用吕玉兰精神激励邢台人、临西人、东留善固人。正如文中所讲：它时时提醒着我们，要像玉兰书记那样，把群众满意作为自己工作的标尺，努力将玉兰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