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学词典的译介

——以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及其中译本为例

刘爱华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济南 250100）

 

摘  要：译学研究欣欣向荣的今天，中西译学界学术交流频繁，国内译学界借鉴西方译学成果，引进和译介了包括译学词典在内的许多西方著作。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成为国内研究者们首先译介的西方译学术语词典之一，中译本对原词典的编纂原则和体例既有沿承又有发展，无论是英文原版还是其中译本——《翻译研究词典》，均成为译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本文以此译介实践为例，提出《翻译研究词典》的修订建议及译学词典的译介设想，以期对译学词典的研编和译介有所裨益。

关键词：译学词典；编纂原则及体例；《翻译研究词典》；修订建议；译介设想

Abstract：Frequent academic exchanges in today’s translation studies circle bring in many western work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eing one of them. It is the first western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o have a Chinese version. With bot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s in compilation principles and layout, the Chinese version, together with its original, has become the indispensable references for translation scholars.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this translating practice, with tentative suggestions not only for revi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but for translating dictionari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ilation principles and layout;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sing suggestions; translating assumptions

 

I.       导语

自1972年霍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了《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这篇被认为是“翻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的文章之后，译学研究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介绍译学的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和人物、事件、机构、著作，规范译学概念，系统梳理译学学说、学派等，必然需要汇集译学词语的译学知识工具书。译学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是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大型翻译词典的问世甚至是翻译学这门独立学科建成依赖的条件之一。

在译学词典的编辑出版方面，中西学者可以说是同具慧眼，并驾齐驱，均于1997年出版了首部译学词典——Mark Shuttleworth 和Moira Cowie主编的《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223页）和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1327页）。次年，Mona Baker编辑出版了大型翻译词典——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645页），其后的1999年，中国学者孙迎春也主编出版了《译学大词典》（1167页）。此后，中西又陆续出版了数部较具影响力的译学研究词典（郭建中，2006：80），西方学者Theo Hermans等研编多年的《国际翻译研究百科全书》（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正备受期待。

译学词典的陆续出版为译学研究的发展推波助澜，也引发了一些学者对译学词典编研的兴趣。同时，“反观国际上在研究类翻译工具书的编写方面确实有我们可借鉴的地方”（王克非，2003：42），因此，国内学者开始译介西方译学词典，介绍西方译学知识，学习西方译学词典编纂方面的经验。本文由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编纂原则及体例特征出发，对照2005年翻译出版的《翻译研究词典》（中译本）的译介原则和译介方法，提出编修《翻译研究词典》的建议和译学词典的译介设想。笔者作为译界后学，见识浅陋，请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指导。

 

II.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编纂原则及体例

“译学词典是译学知识工具书，它汇集译学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构成体系，描写译学的历史和现状，解释各词语所代表的事物和概念，为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译学的相关信息”（孙迎春，2002：53）。译学词典“本质是翻译学与词典学相结合的产物，而以翻译活动中的术语诠释为主与以译学有关的专名介绍为辅为内容，并通过以词典的形式为载体表述出来”（曾东京，2005：6）。因此，译学词典无论从选词立目还是释义编排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在译介过程中都应该谨慎处理，是制定译介原则及方法的依据之一。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是一本以译学研究成果为描述对象的专科术语词典，其编纂目的和原则、编纂体例等方面具有区别于其它译学词典的鲜明特征：

1）描述性为主、规范性为辅的编纂原则

“译典编纂是重规定还是重描写，应该结合词典的类型、性质、规模、读者对象和译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作通盘考虑”（赵巍，2005：14）。虽然专科术语词典通常以规定性为首要编纂原则，但是鉴于翻译学是一种开放型的综合性学科，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复杂过程，又是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仍处于不断发展和探索之中，译学词典“对译学事实要做作客观的表述，不能用规范词典的要求或某种译学学派的理论去套，为了描写译学的实际，应创立新的编纂理论和方法”（孙迎春，2002：56-57），通常“以丰富的词条‘描写’、反映翻译研究的实际”（孙迎春，1999：4），因此，译学词典应以描写性为首要编纂原则。译学研究本身的特殊性及译学发展现状决定了译学词典“不可能以追求规范化为目标”，“描写性作为翻译学词典的主导原则是无可争议的，规定性只能是描写性基础上的规定性，只能居于次要、从属的地位”（石永浩，2005：17）。

这种编纂原则在Mark Shuttleworth执笔的序言中表述得非常清楚，至少涉及以下两处：（1）“…本词典认为有必要对术语提供涉及面较广的解释，而不仅仅是提供一种观点。翻译研究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往往是互为冲突的概念、认识与理念。与此相对应，本词典在编写过程中不局限于某种唯一的途径”（谭载喜，2005：xxv）^①。（2）“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词典在编纂过程中所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不“品头论足”的手法。按此手法，词典主要记录近几十年当中出现过的知识和思想，而不是用大量篇幅来区分各种新兴术语的不同意义”（谭载喜，2005：xxvi）^②。

Shuttleworth同时也指出，“本词典以上述方式对翻译研究提供概览，但必须牢记：这是一部术语词典，而不是主题词典”^③（谭载喜，2005：xxvi）。作为一部术语词典，虽然鉴于翻译学的性质及发展现状，无法做到为每一条术语做出清晰明确的界定，但是“词典的每一词条在描写该词条的同时，也道出了它本来的规定性”（黄希玲，2003：112）。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的“所有术语都是按照它们最初使用的语境来编写和定义的。主要词条的解释一般还包括人们对它们的不同观点，以及自该术语最初被提出或采用以来人们对其用法的各种评论”^④（谭载喜，2005：xxx）。这种从释义上追溯缘起的编纂方法，可以帮助读者获得该术语的系统知识来梳理对该术语的个人界定。而且，“第一义项通常是意义范围最广的一项”^⑤（谭载喜，2005：xxxi）的多义项术语呈现形式和“可能只用一个关键词来标示，也可能采用一系列与词目略不相同的语法形式”^⑥（谭载喜主译，2005：xxxi）的参见词条呈现形式等体例客观上能够起到学术上的导向性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特点。正如王克非教授指出的那样，《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对420多个译学术语作了较为详尽的定义和解释，包括对其源出和不同观点中含义都作了说明，是对这一学科及其术语规范化的贡献”（王克非，2003：42）。因此，总体上来说，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在编纂过程中突出了翻译学这门复杂学科所要求的描述性原则，同时又兼顾了作为专科术语词典的规范性原则，是一本以描述性为主、规范性为辅的译学词典，是翻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果。

2）交叉参见及词条参阅书目特征突出的编纂体例

词典体例（亦称凡例、使用说明等）就是主要指词典中词条的释义格式（曾东京、刘坤坤，2006：135），涉及编纂方针、原则、方式、规格、条目分级、释义原则、释义程式、技术规格、涉及的学科、词目的选择与数量、参见、引文、编排等等宏观与微观结构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体例是词典优劣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曾东京、刘坤坤，2006：137），规范、统一、简洁、严整、科学的体例是一部好词典必备的条件。“作为辞书中的最新成员之一的译学词典，除一般的释文格式外，其体例内容还要包括：（1）涉及的学科及其比例分配；（2）词目的数量与选词原则；（3）学科范围内的多义词的分项解释；（4）参见及其格式：（5）引文出处；（6）外文与译名；（7）编排方法；（8）附录；（9）索引；（10）资料的截止期等”（曾东京、刘坤坤，2006：135）。

Shuttleworth在序言中以“How to use the Dictionary”为题谈及了词典的读者范围（翻译研究领域的学生、教师与研究人员）、释义范围（按照其最初语境来编写和定义，包括不同观点及各种评论）、多义词条的各义项排列顺序、参见（即交叉参考）与词条参阅书目、缩略用语、引文说明等体例内容（Shuttelworth，2004：xiii-xiv）。此外，词典重点关注“描述翻译研究而创造的术语”（谭载喜，2005：xxi）；收录420多个词条，其中包括一些非英语术语（以参见其对应英语术语的形式进行释义）；资料主要是“近三、四十年间的成果”（谭载喜，2005：xxiv），即约20世纪60年代至1997年词典在英国出版期间的翻译研究成果。这些有关体例的内容散见于序言各处。而且细读之下，通篇按词条首字母顺序排列；引文出处标注明确。虽然有学者称其体例“内容很不完全，形式很不正规”（曾东京，2006：135），仍然不失为一本编排规范、统一，词条解释简洁、科学的专科术语词典。

翻阅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不难发现，与其它译学词典相比，其交叉参见和参阅书目体例特征非常突出。Shuttleworth特别强调，“如要本词典发挥最佳作用，每一个词条除其所含信息外，还有两个重要特性必须充分利用：一是广泛的交叉参考特征；二是词条后列出的参阅书目”^⑤（谭载喜，2005：xxx）。“从方便读者检索到所需要的互相关联的知识这个角度来看，参见是隐含在译学词典篇章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正文目录、索引一样，其重要性不可忽视”（黄希玲，孙迎春，2004：57）。这种交叉互见参考及每词条末的详细参阅书目给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能使读者通过巧妙使用书中建议的互见信息，而获得对特定主题的系统知识”^⑥（谭载喜，2005：xxx）。而且，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收录的几乎所有词条末都附有详细参阅书目，少则一两本，多则八九本，为读者指出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引导对某个话题感兴趣的研究者或学习者形成相关的知识系统，深化对译学理论的理解与探索。其参阅书目之丰也再次表明，译学词典并非简单的词条陈列，并非著者的主观臆断或个人理解，每一词条的释义都是著者参阅大量相关文献，经过一番分析研究，去粗取精的梳理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对相关内容进行综合后的科学呈现。

对词典的评价，笔者赞同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陆宗达先生(1905—1987)从整体考虑的“原则中心论”观点：“辞书的编纂，成败不在一词一语诠释上的得失，而在取舍、编排、查检方法和处理纷繁的具体问题的原则的科学是否得当”（陆宗达，1982：8；袁世全，1999：107）。整体的编纂思想、编纂原则是决定一本词典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虽然在个体词条信息承载量和整体覆盖面方面不及其它诸典，但它“对420多个译学术语作了较为详尽的定义和解释，包括对其源出和不同观点中含义都作了说明”（王克非，2003：42），也因其部头小、内容精、综述性强、描写性编撰原则突出，而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深受译界人士的欢迎。因而，这部纯粹以译学术语为对象的译学词典成为国内学者选择首先译介的一部西方译学词典。

 

III. 《翻译研究词典》译介原则及体例

翻开《翻译研究词典》译序，读者印象尤为深刻的，首先是词典翻译组织者和译者均为国内译界知名人士，王克非、朱志瑜、谭载喜、李建夫、朱纯深、穆雷、张旭、李德超等专家学者云集一处，为翻译这本翻译学术语词典出谋划策，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其次，各专家译者谨慎认真的翻译态度令笔者佩服。着手翻译之前，王克非、朱志瑜两位译丛主编为“确保各个（译介）原则和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使翻译质量有较好的保障”，专门为这本词典翻译组织了两次讨论会，“对400余条翻译研究术语的汉译名称统一问题，以及相关的翻译原则和方法问题”广泛征求意见（谭载喜，2005：xi）。例证之一就是原词典名称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汉译问题，学者们的讨论引经据典，摆事实、援数据、论译理，不可谓不激烈，不可谓不细致。再次，词典的翻译工作即使从2003年4月第一次讨论会算起到2005年11月出版为止，历时近三载。专家译者们经数载潜心译学和译学词典研究、辛劳奉献的中译本《翻译研究词典》，于译界是一大贡献，于译界后学更是一大裨益。翻译一本译学词典，和编写译学词典一样，是“既艰巨又极有意义的工作”（谭载喜，2005：xix）。

1．《翻译研究词典》的译介原则与方法

一部译著的译介思想、译介原则等宏观方面是决定其成功与否的第一要素。以“翻译研究词典的翻译原则与方法”为题，谭载喜教授在《翻译研究词典》译序中提到翻译这本译学词典的出发点，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总原则是“.…..竭尽全力，吃准吃透每一个词条的原意，使译文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出源术语的本来面目，同时又特别在词条定义和解释层面具有较好的可读性，从而力求尽可能多的术语译名能成为合理而易于接受的译名，或至少能为达到外来译学译名的统一而增砖添瓦”（谭载喜，2005：x-xi）。具体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是“准确、透明、一致、简洁、通达”十字方针。“准确”（accurate）原则要求译者贴近源术语的实际用意；“透明”（transparent）原则要求译文有较高回译度；“一致”原则要求尽量一词一译，避免混乱；“简洁”（concise）原则要求措辞恰当、精练；“通达”（communicative）原则要求译文通顺易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谭载喜，2005：xi-xii）。

“准确、透明”原则针对源术语与译文的对应关系，以忠实于原文为目标；“一致”原则显示出术语词典的规范性特点和译者严谨的工作态度；“简洁、通达”则指向译文的语言层面，以契合术语释义的文体要求。这五条译介原则相辅相成、严谨周密，翻开《翻译研究词典》，可以看得出译者们的确是恪守这些译介原则、谨慎认真地着手每一词条的翻译。但是这些译介原则主要涉及词条释义方面，对于整体的译介思想并无谈及。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词典》的编纂原则和编纂体例并非完全照搬原词典，而是既有沿承又有发展。

2．《翻译研究词典》对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沿承与发展

1）编纂原则的沿承与发展——描写性与规范性结合

《翻译研究词典》沿承了原英文词典中词条释义的描述性原则，原词典在编纂过程中采取不“品头论足”的手法，中译本在译介过程中也“不掺入或尽可能不掺入、或少掺入译者根据目标语表达习惯而获得的意义”，“使译文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出源术语的本来面目”，尽力做到“准确”译介原文（谭载喜，2005：xi）。同时，翻译学的发展毕竟已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一些议题已经逐步取得了一致，“释义上追溯缘起经过后加以总结定性，客观上能够起到学术上的导向性总结性作用，避免在同一议题上反复无谓争论，这就要求译学词典的释义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和规范性的特点”（赵巍，2005：14）。例如，在译前讨论会上，专家就把“一致”定为翻译原则之一，并“对400余条翻译研究术语的汉译名称统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甚至相当激烈的讨论，对绝大部分术语的翻译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谭载喜，2005：xi）。同时，译者不仅注意到词典内的术语使用要遵循“一致”原则，也特别强调“词条定义和解释层面具有较好的可读性，从而力求尽可能多的术语译名能成为合理而易于接受的译名”（谭载喜，2005：xi）。“尤其在术语的用词上要打破港台与大陆之间的区域限制，力求从各地现有通行的用法中选取最恰当、最准确的表达法”，“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采用通用译法”（张旭，2004：83），致力于“为达到外来译学译名的统一而增砖添瓦”（谭载喜，2005：xi），纠正过去翻译界中曾使用得较混乱的一些译法，如Source Language（SL）译名“原语”、“原发语言”统一改为“源语”，Target Language（TL）译名“目的语”、“译入语”统一改为“目标语”等等。因此，相较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译本作为翻译学术语词典的规定性特征更加明显，结合译学发展和中国译学发展的实际加重了术语词条本身的规定性色彩，同时与词条释义的描写性相结合，对原词典编纂原则既有沿承又有发展，《翻译研究词典》中译本像“目前大多数译学词典普遍采用”的编纂原则一样，是一种“描述与规范相结合的原则”（赵巍，2005：14）。

2）体例的沿承与发展——沿袭正文体例、“厚译”附加信息

词条编排方面，《翻译研究词典》沿承了原英文词典的顺序，通篇按照术语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这种编排方式使中译本的词条与原词典词条间形成一种平行对应关系，读者很容易就可以通过任何一本进行参考性互查，加深理解。在此基础上，《翻译研究词典》为方便中国读者，尤其是初涉译学的读者，所有词条采用英汉双解的编排方式，英文源术语在前，汉语译文在后，对应关系一目了然，便于读者追根溯源，或对照英文原版中的相应条目。同时，译者在正文后增添了三个附录：“人名英汉对照”、“术语条目英汉对照”、“术语条目汉英对照”。不管译者增添这三个附录的初衷如何，前两个附录似乎可以独立使用，起到译学英汉双语词典的作用，读者可用直接通过它们查阅翻译学家和译学术语的汉语译名，而不必到正文的术语释义中去翻查。笔者以为，最后一个附录——术语条目汉英对照，与本中译本关联度更强，可作为索引使用，中国读者可以通过它检索自己熟悉的中文术语对应的英文原文，进而查阅相关英文内容。例如，对于刚接触语料库辅助翻译的中国读者来说，要想知道“平行语料库”是什么，只要通过“术语条目汉英对照”查到其对应英文为Parallel Corpora，又名Bilingual Corpora（双语与语料库），马上就可以在前面的正文中找到相关释义。

词条释义格式方面，在沿用原词典的交叉参见及词条后的参考书目之外，译者利用不同字体、方括号等方式突出交叉参考词，外国人名首次出现时在中译名后附置原名，并以圆括号中标出，清楚明了。通过“厚译”术语释义中的附加信息，增加上述技术性细节，译者于细微处增强了词条释义的互文性参考，便于读者进一步查阅相关内容，引导读者深入译学研究，显示出中译本更人性化的一面，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译学后辈进入译学领域，引导后学者，笔者以为这也是各位专家译者的匠心之一。

 

IV．由《翻译研究词典》修订建议论及译学词典的译介

1．《翻译研究词典》修订建议

专家译者们经数载辛劳奉献的《翻译研究词典》，为像笔者这样学术水平和理论修养都差强人意译界后学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宝库。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及其中译本《翻译研究词典》也就成为手头必不可少的一本工具书，从中受益匪浅。多次参阅两词典之后，作为译学词典的万千用户之一，笔者对《翻译研究词典》的翻译实践和译介思想有些粗浅的认识，在此不揣浅陋，冒昧提出几点修订建议，请各位专家多加指导。

1）完善翻译细节

译学词典的使用对象主要是翻译研究者和学习者，其中不乏像笔者这种译界后学，在学术水平和理论修养方面仍缺乏鉴别能力，查阅译学词典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解疑释惑、寻求佐证、获得论据、核实出处或者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等（石永浩，2005：17）。从这种意义上说，译学词典起到很重要的指导作用，译学术语词典的任何一处微小的误译都会给这些用户造成阅读障碍，甚至误导，因此词典的任何纰漏都应该尽力纠正，完善《翻译研究词典》的各处细节。

例如，笔者发现《翻译研究词典》（谭载喜，2005：2）对词条Abusive Translation的翻译存在值得商榷之处。Abusive Translation是刘易斯（P. Lewis）提出的文学翻译策略之一，首先，“滥译”的译名让人生疑：译学研究者倡导一种翻译方法，怎会采用如此贬义色彩如此明显的字眼？其次，释义推理不合逻辑：“（Abusive Translation是一种）强势的、有力的翻译，它重视尝试使用新的语言表达，对语言习惯进行改变，用符合译文自身特征的文字去对应原文的多重或多元表达手段”，甚或“包括试图运用根本不属于目标语言的话语类别和表达模式”，就是“滥用文字”吗？把这两者化等号应该不是刘易斯的本意，否则这种翻译方法肯定会成为译界众矢之的，怎会列入对译学术语精挑细选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这本译学术语词典呢？王东风教授在《外国语》2008年第4期以“译学关键词：abusive fidelity”为题探讨了Abusive Fidelity的缘起和原意，对Abusive Translation的理解极具借鉴意义。王教授指出，刘易斯在范畴化区分时使用的use和 abuse这一对术语，“也就是‘常规语言’与‘反常之语言’的意思，在这里 abuse相当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文体学中的‘变异’（deviation）”（王东风，2008：74）。而且，刘易斯在使用abusive一词时所表现出来的犹豫和抵触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词在英语中贬义太重，难以反映他的本意”（王东风，2008：75），担心“abuse/abusive在英语中可能会引起他所不想看到的歧义”（王东风，2008：76），那么“滥译”这个中文译名给中国读者带来的情感暗示岂不正是刘易斯忧虑的吗？因此，在借鉴了钱钟书先生曾用“反常之语言”译 non-usage的翻译实践，而“刘易斯在讨论abuse的对立面use时，就是将usage作为其同义词来使用”的事实，又考虑到作为ab-作为前缀与non-一样具有否定含义，王教授“将use和abuse分别译作‘常语’与‘反常语’，而abusive则相应地译成‘反常的’，把abusive fidelity译成‘反常的忠实’”（王东风，2008：74），来体现“这个术语原有的多义性和多价性”（王东风，2008：75）。笔者对于王教授有理有据的论断和建议非常赞同，在此建议将Abusive Translation改译为“反常的翻译”。另外，原词条释义中使用的radical一词（Shuttleworth & Cowie，2004：1）使用带有贬义色彩的译文“极端的”（谭载喜，2005：2）也与后面的释义内容不符，改译为其另一对应义项，“反传统的”要更恰当，“以免给所指概念增加强烈的褒贬色彩”（谭载喜，2005：xxv），不知各位专家是否认同？

2）“增译”译学知识附加

笔者认为，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每一词条都能客观地反映当代翻译研究已经达到的水平和最新的翻译学研究成果（即描写性的具体体现之一——客观性），并涵盖了作为译学术语词典必须包括的内容，没有缺漏（即描写性的具体体现之二——全面性）（张柏然、韩江洪，2005：44），所以才能“不仅代表了英语世界现代翻译研究领域术语建设的最新面貌，而且也较充分地反映出了整个当今西方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科发展的最新状况”（谭载喜，2005：x），“全面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成为了解翻译概貌的必读之书”（王新朋，2005：85），具有译界公认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而无论是最新的翻译学研究成果还是全面系统的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知识，主要通过词条释义来体现。进一步讲，“翻译学词典释义=逻辑定义+翻译学知识附加”（张柏然、韩江洪，2005：43）。自1997年英文词典出版至2005年中译本出版的八年间，西方译学及译学术语方面又有诸多进展，也出版了一些译学新著，对于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这本注重描写性、以为“翻译学总体上的演变提供一个简介”为己任的译学词典来说，是否能够在译介中“增译”其原有的译学知识附加部分？例如，在“迄今，并没有多少研究工作用到可比语料库”，“翻译工作中使用语料库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情，因此该术语在使用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固定性”（谭载喜，2005：33）等论断之后加入西方译学界利用语料库进行翻译研究的各项新成果，读者就会对这一已受到当今西方译界广泛关注的课题有更多的了解。其实，《翻译研究词典》添加的三个附录就是一种形式的“增译”，对原词典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增译”新理论新动向能够为读者提供进一步阅读参考，从而使读者全面地观察到翻译研究各个方面的最新成就，进而深入研读相关术语，一方面能达成原编者的初衷，另一方面也免遗漏译学新发展而使译典出版的滞后性更为严重，使读者，尤其是初涉译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对译学发展有一个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认识。

2．译学词典的译介

国内译介的西方译学词典为数不多，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译介可以说是这个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译例。不同体裁的文本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翻译转换过程中要求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类型的译学词典在译介中同样也要求不同的译介指导思想。各位专家译者在关注翻译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同时，针对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特点，研究采用的“准确、透明、一致、简洁、通达”十字翻译方针译出了与译本同样权威的汉语版专科术语词典，对中国译学研究的贡献不可估量，对译学词典译介的后来者很有借鉴意义。

王克非教授曾指出，翻译实务类工具书“应该5-10年间重新编辑或修订，以适应翻译实务上的要求”（王克非，2003：），其实何止这些翻译实务类工具书，翻译研究类工具书也需要重新编辑或修订，以适应翻译研究上的要求。译介已出版一段时间的译学词典毕竟不同于《英汉·汉英翻译学词汇》（陈善伟，1993）和《汉英双向翻译学语林》（孙迎春，2001）等双语词典的研编。专科词典性质的译学词典的译介，不尽是原本的译入语对照版，时间上的间隔带来解读上的差异，读者期待已变化，那么译学词典出版及译介的滞后性更加明显，其学术价值必定大打折扣。

OED能成为语文词典中的“词典之王”主要源自其定期增加新词条新义项的重新修订，其成功经验值得专科词典借鉴。2004年就曾有学者，甚至主编者林煌天教授自己，呼吁重新编订《中国翻译词典》（黄希玲、孙迎春，2004：58），其精益求精、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随着译学及译学词典的发展，新成果新著作不断出现，为促进国内翻译研究的发展和对外交流，国内译界必定也会再引入一些西方译学词典。孙艺风、仲伟合2004年出版的英汉对照形式的《翻译研究关键词》就是以1993年Jean Delisle等编著的法语版翻译手册La traduction raisonnée为基础，又对所选术语进行检验和扩充的成果（Jean Delisle等编著，孙艺风、仲伟合编译）。各位专家在致力于研编新型译学词典的同时，若能对某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译学词典或译学词典译本已有版本进行修订和增补，不断改进，完善译学词典的研编，不但能更系统地呈现译学理论，同时各版本间的对照还可以作为研究译学发展脉络的有效证据，岂不一举多得？

 

V．结语

译学词典（包括译学术语词典）能够展示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总结翻译经验，促进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译学词典研究已成为译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译学词典译介也是译学词典编研者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词典编纂和译编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讲究科学性”，要“与科学发展同步”，“稳定性药与新颖性并存”，“新版辞书突出新颖性，老版辞书适时进行修订，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孙迎春，2008：124-125）。笔者以为，编译方法比较适合专科词典的译介，对于译学词典来说，无论是译学词典还是译学词典的译本都能使整个译学词典领域呈现一定的多样化、系列化，有利于建立完整的译学词典体系，展示译学研究的新成果，更能适应译学发展的新要求，促进译学繁荣。

 

注释：

①      原文：The forth point concerns the need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breadth of perspective on terms, rather than just one point of view. Translation Studies contains many different and often conflicting perceptions, insights and beliefs, and reflecting this, the Dictionary does not exclusively follow one single approach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ix).

②      原文：The Dictionary is thus designed to follow a basically uncritical, ‘hands-off approach’. In line with this, it seeks to document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insights which has occurred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rather than introducing large numbers of new terminological distinctions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x).

③      原文：While the Dictionary offers an overview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ways described above, it is essential to remember that it is a dictionary of terms, not topics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x).

④      原文：……each term is presented and defined within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first occurred. Major entries also generally include a discussion of a number of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term as well as comments on how usage and application might have developed since it was first coined or used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xiv).

⑤      原文：When a major article is broken up into sub-entries, the first is usually the most general one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xiv).

⑥      原文：…… the Dictionary may use just a keyword or a variety of grammatical forms which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actual headword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xiv).

⑦      原文：In addition to the information it contains, each entry includes two important features which should be utilized if maximum use is to be made of the Dictionary. These are the extensive cross-referencing to other entries and th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ading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xiv).

⑧      原文：……to enable the user to acquire a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a given theme through an intelligent use of the suggested cross-references (Shuttleworth & Cowie, 2004: xiv).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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