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苏州书法家姚孟起(字凤生,号闷溪)【注一】,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加以关注的一个人物。对之的了解最初仅限于一些流通较广的书画史传文献。在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与查询后,其生平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事迹日渐清晰起来,因此欲较全面地把握其生平脉络,现已接近可能。
然而,对有经验的人物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的生卒年不明了,研究的过程终究会不那么顺畅,甚至无法继续深入下去。姚孟起确切的生卒年,笔者也曾一度无法得到解决,以致对他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无法继续。
与无数类似的文献一样,姚氏的家谱在“文革”中遭到焚毁,这似乎很“合情合理”,更有价值的东西都未克幸免于难,何论一本区区的家谱!最直接的线索永远地消失了,那就询诸姚氏后人,但年世悬谢,贤哲沦往,他们对这位先人的所知并不周详,生卒年也同样茫然。
有目的但无结果的探寻着实令人沮丧,问题到此似乎可以划上一个句号。对笔者而言,除了放弃,就只有等待!当然,笔者最终还算幸运的,在他的友人的一则日记叙述中,终于推测出了他的确切生年。解决了这个问题,将使下来的一些研究顺顺当当。
商承祚、黄华编定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中标明,姚孟起的生年为“道光时人”,卒年为“年七十馀”, 具体的年份却没有结论。【注二】由于是工具书,所依据的资料没有注明来源,很可能是出于编者的大致估算,因而不敢遽然采信。
苏州博物馆资料部藏有与姚孟起有着姻亲关系的好友谢家福(生于一八四七年,卒于一八九六年,字绥之,一字锐止,别自号望炊,晚又号锐庵,江苏吴县人)的一部名为《欺天乎日记》(以下简称《日记》)的抄本,谢氏在十二月十八日记载道:
便饭后,贺姚凤翁四十寿辰,即归。
这无疑是一条十分珍贵的线索。首先,我们知道姚孟起的生日是在农历十二月十八日。按《日记》作于光绪二年,即公元一八七六年,前人年龄多以虚岁计,这年姚氏虚岁四十,实龄应是三十九,逆推三十九年,其应生于一八三七年。但是谢氏《日记》所记的月份是用阴历计的,这就涉及到阴阳历的转换问题。
光绪二年干支记为丙子,姚氏的生日是阴历十二月十八日,若换算成公元纪年,则要跨年为一八七七年,公历一月三十一日。据此逆推三十九年,为道光十七年,干支记为丁酉,公元则为一八三八年公历一月三十一日。如果为姚孟起作传,就可这么叙述:“公生以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或“生于公元一八三八年一月十三日”云云。
二
姚孟起的生年得到了落实,但其科名在一些记述中却又是含混或不确的,有必要加以厘清。
窦镇《国朝书画家笔录》卷四“光绪朝”:“姚孟起,字凤生,苏州人,贡生。”【注三】谓其科名为贡生,并不错误,但清代贡生分有许多等级,并非处在一个层面,《清史稿》卷一百六《选举志》一《学校》云:“(国子监)肄业生徒,有贡、有监。贡生凡六:曰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注四】
那么,姚孟起属于哪一种贡生呢?韩天衡先生主编的《中国篆刻大字典》所列的一则条目称:“姚孟起,近代篆刻家。字凤生。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拔贡。”【注五】不知此条目的撰写者所据的材料为何?但我们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证实,姚氏一生并未中过拔贡这一科名,实际上应是附贡生,而且至死未变。
清代的贡生主要分为岁、恩、拔、优、副五种,总称“五贡”,是通过国家正规的考试获得的功名,被视作“正途”出身,受人重视。还有一种例贡,则完全由捐纳而来,并非正途,被视为“异途”或“杂流”而受人轻视。五贡之中,以拔贡最为难得,故亦为当时官僚所重视,有“小状元”之目【注六】。
据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年所刻的《国朝三邑诸生谱》记载,姚孟起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也就是二十八岁时获取为吴县县学生员【注七】,亦即俗称的秀才。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在取得生员资格之后,还要参加岁考和科考,依据两考的成绩将他们的分为三等:一等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二等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三等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但这三种生员还不是贡生,如果他们不通过考试,再捐个贡生,就依次称为“廪贡生”、“增贡生”和“附贡生”。“附贡生”即是由附学生员捐纳而来的贡生。那么我们有什么证据可证明姚氏为附贡生呢?
在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中【注八】,我们找到了几份姚孟起学生的硃卷,都证明了姚氏是附贡生,如徐迺昭于光绪七年(一八九一年)中浙江乡试举人,其在卷中受业师栏中称“姚凤生夫子名孟起江苏吴县附贡生”(见二百八十三册,二百零八页)、张炳翔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中江南乡试举人,其卷中在受业师栏中称“姚凤生夫子名孟起吴庠附贡生”(见一百八十九册,九十六页) 、程遐师于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江南乡试举人,其在卷中问业师栏中称“姚凤生夫子印孟起附贡生”(见一百九十四册,一百六十页),还有钱人龙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中拔贡,其在卷中受业师栏中称“姚凤生夫子孟起邑附贡生”(见三百八十八册,二百三十页)。只有一份安徽南陵人徐乃昌(生于一八六九年,卒于一九四三年)在其本人一八九三年举人硃卷的“受业师”一栏中,注明姚孟起为“廪贡生”【注九】,但这可能是徐氏的误记或有意拔高。涉乎孤证,故不足采信。
清代的大多硃卷履历填写中都存在着一个通则:如果老师已不在世,则学生的卷中一般都会在老师的字号下,名字前注明“讳”字,如“某某某夫子讳某某”。如果还在世,则“讳”作“印”或“名”,即“某某某夫子印(名)某某”。从以上所列的几份硃卷履历分析,由于钱人龙在一八九七年的卷中履历里面没有反映出姚氏在这一年是否在世,只得排除。至少程遐师的卷中履历里所反映的是一八九四年姚氏尚在世。另外,笔者藏有一页姚氏于乙未年书写的《西狭颂》跋语,“乙未”即一八九五年,可证姚氏还在世。
姚氏的生前好友叶昌炽在其完成于一九○一年的《语石叙》中称“尝亡友姚凤生明经之言曰”【注十】,据此可知姚氏应在一八九五到一九○一年之间去世的。然其确切的卒年,现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发现了!
注释:
【注一】谢家福辑:《邓尉探梅诗》(望炊楼丛书本)卷二凌泗《七友探梅图》诗题姚孟起,自注:“闷溪姚君凤生,名孟起。”卷四沈景修《莘庐、友濂已集五亩园,绥之函订邓尉探梅之约,乃以北警叠传,败兴作罢。诗柬同人并补纪癸巳游迹,兼题七友探梅图》:“闷溪久病未离床。”自注:“凤生自号。”
【注二】商承祚、黄华:《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六○年,一千四百八十七页。
【注三】宣统三年刻本,三十四页。
【注四】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第十二册,三千一百零七页。
【注五】上海辞书出版社,二○○三年,二百五十页。
【注六】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相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二○○四年,三十七至三十八页。于北山:《〈儒林外史〉职官、科举名称考释》,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等《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附录,自印本。艾永明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十六:“凡入贡入监非以俊秀者,曰正途”,认为《清史稿》将例贡排除在“正途”之外的看法,是不合清朝法律的。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二○○三年),一十五至一十六页。然而须看到的是,法律上的认可,并不意味着就是士人观念上的普遍认同,它可能仅体现于与实际尚有距离的法定文本条文之中而已。在清代非官方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士人认为例贡不属于“正途”的表述。而《清史稿》正是由这些士人集体编撰的成果,视例贡为“异途”就不难理解了。
【注七】钱国祥编:《国朝三邑诸生谱》(又名《苏州府长元吴三邑诸生谱》,光绪三十二年刻本),卷八,“穆宗毅皇帝同治四年乙丑宜宗师岁科并试”。
【注八】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
【注九】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第一百八十九册,一百七十页。姚孟起与徐乃昌的关系,见拙文《姚孟起与南陵世胄交游史料考》,《文献》二○○七年第三期。
【注十】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一九九四年版,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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