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在父母头上莫须有的罪名总算得以平反昭雪，虽说当时还不准许迁回北京，可政治上的翻身还是让我们全家兴奋不已，这必定让们家等这一天，苦苦煎熬了近十年。多么清贫的生活都能苦过，可精神的压迫却是最痛苦的事，全家人努力拼博，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用乡亲们的话说，算是熬出了头。

九年来，父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受了多少屈辱。父亲先后九次上京要求平反，饱经风霜。母亲苦苦的支撑着这个家，常常为我和弟弟连清稀粥都喝不饱而伤心的落泪。弟弟在北京只上到小学四年级，想在家乡继续上学，可身为“狗崽子”能不挨打受气吗，上了几天学就哭喊着再也不去读书了。不上学，我和弟弟还是要参加学习班，那是大队民兵连长专门为黑五类子女办的学习班，这种班当然不会在白天，白天让你去随生产队劳动，晚上再到大队部报到学习，无非就是让你与家庭划清界线。

1966年我十五岁，从下放这一天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家的重体力劳动只能由我来完成。父亲体弱多病，还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往返北京要求平反的大事；母亲从小演戏，身边就有个跟包的梁叔几十年的单独照顾，解放后家中又多了个保姆张妈，真是油瓶子倒了都不用她去扶，能在参加生产队劳动之余烧柴做饭，还要洗浆连补就实属不易了；当时还不满11岁的弟弟，又能指望他什么那。

这才有了第一次夜里挑着重担去十几里外的十里铺去加工稻谷，在漆黑的田间小道上没有走夜路的经验，多次摔下水田的经历；才有了一个人半夜三更借着月光到十几里外的王家河公社去买粮食，遇到狼的遭遇；才有了图便宜，夜晚一个人翻山越岭到三十六里外的木兰山脚下买柴禾，一担132斤，咬着牙买下，一口气挑回家的艰难历程；才有了父子三人齐心协力，利用早晚工余之时，硬是从山上开采出几十立方石材，人挑、肩抬把它从山上盘回村子里盖房子，就有了乡亲们赞誉我们的石头精神；才有了在担当农业技术员期间，片长（管几个公社的领导）亲自带队，在我的无士育秧试验大棚前开现场经验交流大会，表彰北京知青的历史。

父母的政治问题得到平反，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解放和生活上的巨大变化。母亲不会再为我们吃不饱而犯愁，父亲还要找北京方面谈继续落实政策问题，情况的变化却是理直气壮的谈我们的合理要求。母亲不光在公社里担当文艺宣传队的艺术指导，还受聘于孝感地区京剧团当老师。拿着文艺级的退休工资（比普通退休金都高不少），又在孝感地区京剧团拿补差工资，这在当时是让好多人羡慕的。这时的弟弟又考取了孝感地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演员。

这就有了后来大队干部放出话来，彭世直的知青招工指标，应先让给那些家庭条件差点的知青先走的错误言论，至使我这个下放年限最长，年龄最大的知青组长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这主要是由于分配指标的权力在大队干部身上，是他们愚昧无知还是嫉妒？还是为他们的亲属着想？可我知道的确是一次次与招工擦肩而过，让我哭笑不得，也让我很无奈的事实。

在我困惑迷惘之时，心情不知有多烦乱。好朋友凤和欢一直陪在我的左右，不知给了我多少安慰。他们都相信我一定能走出去，只是个时间问题。凤的父亲不也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断言我们兄弟俩早晚是要出去的吗。还有桂香姐，让我随她到武汉哥哥家小住，是为了让我宽宽心。他们哪里知道我此时的复杂心情，真是一天都不想在家乡呆下去了。

说是说，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大队不是集体知青点，都是投亲靠友来的，县里一年也拨不下来几个知青招工指标，就是来了也摊不上我，再这样一年又一年的不公正下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很痛苦的，我向父母提出了转点到集体知青点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当时办转点渠道只有两点，一是向当时的黄陂县知青办提转点到集体点的申请，二是自找门路，有接收的知青的点，直接申请办转点。

母亲在孝感地区京剧团有一个叫红的学生对我们家有特殊的感情，认作我父母的女儿，当得知我招工之事一次次被搁浅，向她的父母提到了此事，他们全家为我鸣不公，并为我四处托人，还真为我找到了一个位于孝感杨店的茶场知青点，那是孝感地区党群战线知青点，也就是孝感地区机关子弟的知青点，会公正的对待每一位知青。

我非常感谢红的父母，为什么他们那么善良，他们冒着信誉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就是为了让我少受精神的磨难，让我早日脱离苦海。我非常感谢小妹妹红，就希望我们家的问题能彻底解决，真心的希望我们家好，在父亲的遗留文档中，至今保留着红当年帮我母亲抄写要求进一步落实政策的手搞。

我决定转点到孝感杨店茶场知青点，尽管离开家乡心中会很酸楚，到了集体知青点上也不知会是什么结局，可我还是要走。大队长、大队民兵连长都是本村的，别说一点好都沾不上光，连个正义都没有了。要说文化大革命先期，他们整我们全家还情有可原，那是在运动之中，我们并不怪他们，可在拨乱反正的大形势下，还要一意孤行，整不了老的，还不放过小的，只能说他们有权，一时没有谁能奈何他们，可天理难容啊！

还是想尽早离开他们，尽早离开这块曾经让我及我的家人伤心的土地。

图片来自网络，添加了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