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好形式下，父母单位分别致函及出证明给我们所在公社，同意我们全家回北京，父母也将回原单位工作，这意味着父母将得到平反，我和弟弟也能回学校读书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大陂大队决定由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大队会计三人送我们全家回北京，这阵式还真不小。大队的书记说了，特殊时期，他们必须把我们一家四口，交到北京方面，他们三人的一切路途开销还要由我们家支付。“土皇帝”说了，我父母也只能听从安排了。

一路上又是汽车、又是火车，好在我们的家产就是那么几个行李卷，总算一路平安的到了北京。北京的家我们算是没了，以前住的房子，房管部门给收了，现在已经住上了别人；原来的家里的生活资料，在我们全家被押解遣返出北京后，就被两家的造反派以半没收的性质强行拍卖给了信托公司。父亲和我们兄弟两个临时被安置在了轻工业局的一个大房间里，这里已经住了几十个人，全是被遣返的回迁人员，这那有什么床啊，就是随身带的铺盖卷算是打地铺了；母亲这住不了，也是临时住进了京剧院的大通间。

送我们的大队干部，在北京玩了几天后，就找造反派的头头商量，在拍卖我们家财产的款项里，报销了他们的“旅差费”打道回府了。当时的局势很乱，父母的问题一直也没有解决的迹象，每天就是在学习班里学习，我也回到了二十九中学，这时的学校已军管，正赶上参加学校的军训，我又带上了红卫兵袖标。

这期间我还见到我的亲二哥，他去年没被父母单位的红卫兵与我们一道遣返黄陂，多亏了他住校，也多亏了他高中同学的红卫兵把他保下来了。我们哥仨的久后重逢，特别是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别提多兴奋了。我们谈论着当前形势的，对于动乱的年代，说变就变，谁也说不上今后会发生什么，父母的问题几时才能得到彻底平反？我们的新家会落到那里？只能是瞎猜猜而矣，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场运动不是那么好过的。

风云变换的四月，恶运再次降临到刚刚迁回北京三个月的我们家，父母两个单位的造反派断章取意的利用军管公安3.18布告一条三款，表现不好的伪连长以上分子，再次派人遣送我们家回到我们原来什么都没有的大陂大队第五生产小队，这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押送人员把我们押回到千里之外的黄陂，在大队支部的交接会上，由于他们交不出父母的什么具体错误事实，而不得不再次证明，承认父母只是历史问题，有选举权，在农村属于社员，同意把拍卖我们家的生活资料的钱发还给我们家做生活费。

又一次的遣返，又一次的心灵伤害，又一次的精神催残，我们家的希望破灭了。老弱多病的父母，身体已被拖到了难能维持生命的地步；无辜受牵连，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虽说也经起了考验，但那种伤害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父母曾刻苦几十年打下的生活基础都不复存在，日不见分文情况下是难以度日的。还是父亲最坚强，他坚信他们的问题迟早要解决，北京方面最终要给他们一个政治结论。但他也要我们做好在农村扎根的最坏思想准备，并做了家里的安排：这个家，要我担起家庭的重担，他要把一部分精力、时间用于往返北京与造反派斗争，争取早日得到平反。

我们还是暂住在杜幺娘的柴房里，虽说这次回来与上次回来有些不一样，北京造反派把拍卖我们家产的二千多元钱交给了大队，同意发放给我们用于生活，不满16岁的我也担起了家庭重担，我就要与家人商量安排添制生产、生活资料，我们就要在今后的几年里要尽快盖上房，一句话，我们要在农村过日子，不能什么都没有啊，这个钱也只能作为我们近几年过日子的补贴，父亲不定期的往返北京申诉，是家中的唯一希望，再困难路费也是要必须要保证的，我们还是要过最艰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