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脉齐风(9)——曲阜明故城汉魏碑刻博物馆之汉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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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汉魏碑刻汉碑孔宙孔融孔褒礼器碑乙瑛碑北陛五凤刻石文化 |
分类: 东夷环记 |
曲阜的历史遗迹不胜枚举,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有三个,其一是作为孔子的故乡,这也是为大多数游客所熟知并且能够轻易看到的;其二是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贵族府第所珍藏的文化财产,比较出名的有明清档案和元明衣冠,但这既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也是大多数所看不到的;其三是汉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这从为数众多的汉碑遗存就能看出来。根据曲阜当地文化部门的统计(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准确...),全国共有汉碑20余块,其中曲阜就保留了10块。因此弥足珍贵。这些汉碑目前就保留在孔府后门的汉魏碑刻博物馆,大家都能看到,只不过其位置很容易被忽略。
显赫的孔宙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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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廊几乎都是汉碑和汉代石刻
后来我数了下,至少从曲阜的数字来看,应该是11块。当然,这里首先要对"汉碑"做一个定义。所谓"汉碑",应该是本来就是作为碑的形态出现的承载正统的汉隶书法作品的碑文。这就意味着,画像石上的题记、封墓门石条上的题记都不算是真正的汉碑。而在这11块汉碑中,有5块都是和孔子的第十九世孙孔宙有关的,分别是孔宙自己的碑、孔宙的儿子孔褒碑、孔宙的儿子孔谦碑、孔宙的弟弟孔彪碑以及另一位十九世孙,可能是孔宙兄弟的孔少君碑。事实上,孔宙还有个更出名的儿子——孔融,这也就能够解释这个不寻常的家族为什么能够留下这些显赫的碑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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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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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额"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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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书法
《孔宙碑》的正式名称是《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桓帝延熹七年(164年)造,隶书,15行,行28字。碑阴3列,列21行。有额。碑文字结体绵密而宽博,左右布势,横划甚长,如不经意而出,其书法给人以宏博宽大、风度翩翩之感。清康有为认为此碑以风神逸宕胜,用笔旁出透迤,极其势而去,如不欲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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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额"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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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正文
孔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孙,孔宙弟。历官郎中、尚书侍郎、博陵太守等。博陵故吏崔烈等立碑颂其业绩。碑于东汉建宁四年(AD171年)所立,晚于孔宙碑7年。虽然此碑较孔宙剥落严重,但书风瘦劲淳雅,娟秀可爱,字形较扁,左右分张,波磔明显,法度严谨,在汉隶中堪称上乘。与孔宙碑横画较长的风格比较类似。自欧阳修《集古录》以来,迭经著录,书家品评颇高。清初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书法娟美,开钟元常法门矣。”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称:“是碑全似今日正书之法,不特人旁起笔不用逆势也。朱竹垞喜作分隶,而以是碑绝类《曹全碑》,未然也。”郭尚先《芳坚馆题跋》谓:“汉碑字之小者,《孔元上》、《曹景完》二石也。《曹景完碑》秀逸,此碑淳雅,学书不学此碑,不知今隶源流相通处。惜存字无多,不及《郃阳碑》(即《曹全》)之完善也。”杨守敬《平碑记》云:“碑字甚小,亦剥落最甚,然笔画精劲,结构谨严,当为颜鲁公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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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少垂碑
汉孔君之碑的主人名字已经遗失,只知道他字少垂,也是孔子的十九代孙。该碑立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较孔宙碑早了9年。碑圆首,高150厘米,宽47.5厘米,文字刻于上半部,高103厘米,厚23厘米,下半部前后未加工,碑阳右下角刻发现题记。有额,篆书“孔君之墓”,二行,行二字。正文八行,满行十五字。文字风化剥蚀严重,字隶书,字体方整,笔画刚劲,风格古朴。碑始著录于《金石录》:“其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缺二字。按:东汉自建武以后惟桓帝永寿元年岁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然则此碣所缺二字当为永寿也。”其后湮没。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发现于孔林红墙外,当即移入同文门下。阮元将发现经过刻于碑右下角,翁方纲记,黄易题名。1978年碑移入孔庙东庑,1998年移入汉魏碑刻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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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额"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
孔子的第十九世孙孔宙生有七子,传者有五:孔晨、孔谦、孔褒、孔融、孔昱。孔宙博学,对儿子们的教育更是不辱儒门,非常成功,其子孔融为“建安七子”之一,在我国历史、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兄孔褒,字文礼,孔宙第三子,孔融之兄。他为人忠厚,举孝廉,辟豫州从事。这个“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就是他的,其背后有一段凄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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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正文
孔褒与张俭为同僚好友。张俭(115年一198年),字元节,为东汉名士,邹县人,曾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辅佐郡守督。延熹年间,张俭揭发了当权的宦官侯览和他的家人所犯的罪恶,却受到侯览诬告其造反。昏庸的汉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于是他逃到孔家请求掩护,不巧孔褒外出不在家。那时孔融年少,但看出了张俭窘色,让他在孔融家里躲藏了起来,不几日寻机安全地逃走了。但此事风声走漏被人向官府告发了。官府抓不到张俭,就把孔融和孔褒兄弟抓了起来,并要治其死罪。孔融、孔褒在堂上相争,都说是自己放走了张俭。而褒母也与兄弟二人争死,官吏不敢妄断,最后上报于朝,皇帝定罪孔褒,下令杀了他。孔融幸存,成为一代才子。虽然没能成功救兄,但是他们的兄友弟恭,孔门凛然争死的义烈事迹却流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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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谦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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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孔宙家的最后一块碑是《孔谦碑》,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年)立。孔谦为孔宙的第六子,早亡,没什么事迹,故碣文简少。碑圆首有穿孔,高0.83米,宽0.52米,厚0.22米,无题额,碣文8行,每行10字,隶书阴刻。至宋,由欧阳修载入《集古录》,始被后人所重视。隶书古拙苍朴,字法规范,章法严谨。
另六块汉碑
除了孔宙家的五块碑以外,另外三块汉碑名声也很响: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此外,还有三块残汉碑,分别是竹叶碑、陶洛残汉碑和熹平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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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入《鲁相韩勑复颜氏繇发碑》、《韩勑碑》等。汉永寿二年(156年)刻,隶书。纵227.2厘米,横102.4厘米,无额。四面刻,均为隶书。碑阳十六行,行三十六字,文后有韩勑等九人题名。碑阴及两侧皆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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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此碑自宋至今著录最多,是一件书法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碑之后半部及碑阴是其最精彩部分。艺术价值极高。一向被认为是汉碑中精典之作。明郭宗昌《金石史》评云:“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清王澍《虚舟题跋》评云:“隶法以汉为奇,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又说,“唯《韩勑》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以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清杨守敬也说:“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平碑记》)此碑字口完整,碑侧之字锋鋩如新,尤其飘逸多姿,纵横迭宕,更为书家所激赏。攻汉隶者,多以《礼器》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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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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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正文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无额。隶书,18行,行40字。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此碑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此碑结体方整,骨肉停匀,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属方整平正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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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晨碑
前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隶书,两面刻,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6年)三月。17行,行36字。后碑刻于建宁元年(165年)四月。14行,行36字。碑文记载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情况。后碑全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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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正文
《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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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碑
竹叶碑的始立年代不详,因石纹如竹叶故名,出土时间约在清康熙晚期至乾隆年间。初以为阳面无文字,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何元锡洗碑精拓始见阳面有“少昊之胄”等字,因此又名《少昊之胄碑》,颇为神秘,见证了两汉时代曲阜对少昊部族的记载。清同治三年(1864年)毁为三段,后裂为四段,再裂为六段,以水泥固结成碑形。现碑阳字已不存,碑阴三石,上石字已不清,下石可见十余字,字隶书,左上石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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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残汉碑
淘洛残汉碑约为东汉晚期的作品,具体年代不详。1957年春发现于曲阜城东陶洛村南,1959年挖掘出碎石90余块,内中有文字者24石。1998年以砖灰固结为碑形,原碑有穿,原宽约92厘米,现存为碑右半,约宽56厘米,穿下高约190厘米。碑当为墓碑,碑阳记述墓主生平事迹,碑阴刻故吏、门生官职、籍贯、姓名、钱数。碑阳残存12行,每行约26字,文已不可读,有“公事免官”、“薨,朝廷”、“遗赠钱币”等字样。碑阴刻人名四列,每行约23人,隶书。碑阳字大于碑阴,字体方正规矩,笔画刚健,书风清秀隽逸,风格与《史晨碑》相似,当是汉隶成熟期的作品。
熹平残碑
"熹平"这两个字极具诱惑力...代表着中国书法历史上最为鼎盛的熹平经刻,不过曲阜的熹平还不是那个熹平。此块残碑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黄易访得于曲阜东关外,阮元移于孔庙。碑应为墓碑,仅残存中部左侧,墓主不详,文有“熹平二年”字样,故称熹平残碑。残石不规则,最高处69厘米,最宽79厘米,厚21厘米,文7行,后有阮元题记、翁方纲题名等4则刻字。碑隶书,结体方健,风格淳厚。
汉代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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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北陛石全貌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中最出名的刻石当属这块鲁北陛石了。该石刻于西汉景帝中元元年(鲁恭王6年,前149年)。又名“鲁灵光殿址刻石”。石长95厘米,宽42厘米,高19.5厘米,石灰岩质。该石1942年日军占领曲阜时盗掘鲁国故城遗址,出土于周公庙以东的高地上。据驹井和爱说“两块刻石按东西方向并排排列着,长94厘米,宽40厘米,厚19厘米。表面上并排刻着直径20厘米的璧纹,侧面刻着数码,向北侧面刻着几何形花纹。东边的一块已裂为3段,西边一块则裂成了若干碎块。仔细观察,东边的一块在其东侧面上刻着‘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鲁六年为汉景帝子鲁恭王刘馀修建曲阜灵光殿之年,因知刻石当为该殿上所用”(《曲阜鲁城の遗迹》)。该石被日本人运至北京,日本投降后,落存北京大学,1980年移存曲阜孔庙东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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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北陛石"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字样
该石刻字两处,“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刻在阶石的东端,刻字处高19.5厘米,宽42厘米,“六五乙”刻在阶石的向上一面璧纹内侧。字篆书,但已带有隶书笔意,以“月”字和“六五乙”中的“六”字最为明显。北陛刻石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西汉石刻文字之一,是研究书法发展和书体演变的重要资料。此外,这块刻石对于中国古建筑史也是意义非常,学者多认为北陛石是鲁灵光殿的台阶石。灵光殿是西汉鲁恭王在曲阜营建的王宫,是与汉代皇宫未央宫、建章殿齐名的庞大建筑群。该石阶面浅雕璧纹,立面阴刻菱纹,一端有卯榫,仅此阶就可窥见灵光殿是何等豪华。该石作为灵光殿唯一有纪年功用刻字的实物资料,在考古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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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凤刻石全貌
《五凤刻石》又称《鲁王泮池刻石》、《鲁孝王刻石》。金明昌二年(1191)重修曲阜孔庙时建筑工人得之于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太子钓鱼池(又是一块与灵光殿相关的石头)。石高41厘米,宽70厘米,厚43厘米。左侧作方坎。刻字三行13字,文曰:“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右侧作方坎,刻金明昌二年开州刺史高德裔题记。五凤二年(前56)乃汉宣帝刘询年号;鲁三十四年,乃鲁恭王刘余之孙鲁孝王时代,故又称《鲁孝王刻石》。刘余以景帝子封鲁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故亦称《鲁王泮池刻石》。此刻石文字笔画平直,气韵高古,波挑不显,雄浑古朴,为汉代古隶刻石之冠,备受明清书家的推崇。清方朔跋此石云:“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徂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五凤刻石》对于存石不多的西汉而言,诚为最珍贵的书法刻石资料。明清以来,迭经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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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
观其内容,应为记载建筑竣工年代而刻,是鲁国孝王建造灵光殿时嵌入殿壁作为落成纪念物。从字体上看,亦篆亦隶,风格特殊。篆隶书的用笔及结构形体互掺,或称其“古隶”,是由篆向隶发展的过渡书体。虽系古隶,字多篆意,“五”“凤”“世”、“六”、“鲁”、“成”等字用笔结字近于篆书,“成”字右边一竖(指斜钩),不象后来的隶书那样作外倾的斜势,而是向左下方逶迤而行,近于汉简垂笔的手法。首行和次行的“年”字,字脚曳笔下垂,侵占一字地位,“成”字末二笔长度超过半字,是其特色。此刻保留着篆意,则是因刻石多用于庄重肃穆场合的缘故。此刻非高手不能为,应为当时士大夫的书作,或为善书的书吏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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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上谷府卿坟坛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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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祝其卿坟坛刻石
汉上谷卿坟坛刻石和汉祝其卿坟坛刻石曾经都是孔子墓前的刻石,并且都是居摄二年(7年)所造,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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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周府君碑额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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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塞石广四尺——汉鲁王陵前的塞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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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安汉里画像石刻字"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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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舞雩台刻石_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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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建武二十二年新富里渎石(AD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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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永和碑
汉代造像
除了汉碑和石刻以外,汉魏石刻陈列馆还有部分汉代造像,造型古朴硕大,在馆外摆放,十分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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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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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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