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话叫做“拿得起，放得下”，然而太“放得下”，似乎又成了“健忘”的同义语。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健忘”曾一度被鲁迅等中国现代早期之精英视为中国之“国病”（民族病）而大受挞伐；百年之后，世易时移，如今我们鲜谈“国病”而多称“国情”。所谓“情”者，就吾人观之，不过是“心理病”，或曰“精神病”而已，这又似乎暗合了中国有一亿之“精神病”。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什么？恰是“精神病”。话题扯得很大，其实我要说的是方正县立碑事件。方正县立碑事件是一出很短的“闹剧”，却被人很形象地称之为“中国式碑剧”。中国人具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作为五千年文化的传承工具，语言更是具有超乎五千年的表现力。

事件的起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有关方面在县里的“中日友好园林”内，半遮半掩地立了一座刻有日本“满洲开拓团”逝者名字的石碑，叫做“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据悉，石碑由方正县投资约70万元人民币建成。虽然70万在好多一线城市只够买个卫生间加阳台，但在那些当房奴资格都没有的人眼里毕竟是一个天文数字。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而最先透出这股风的，恰是日本的媒体。日媒的报道，被人“微博”回国内，于是引发了中国舆论的发酵。事件的高潮是8月3日下午，陈福乐、梁智、五佰、韩忠、飞天燕子等5名大陆民间保钓联合会成员北上来到方正县砸碑喷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感其忠义，向碑砸五壮士每人发2000元现金奖励。在如潮的舆论面前，这出“碑剧”很快收场，2011年8月5日晚，方正县政府出动挖掘机等设备将其拆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方正立碑事件本身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方正碑剧”都不是一出“典型的悲剧”，它恰恰是一出“正义和公理”大获其胜的“喜剧”。如果非要说它是“悲剧”，它也只能算是一出“非典型性悲剧”。它并不是一出“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而是一出“价值先天缺失”的悲剧。从“国际惯例”来讲，它是一出“非典型性悲剧”，而反过来看，它又是一出具有中国“典型性”的悲剧。中国式悲剧的“典型性”，恰在于它“自觉”制造悲剧的“不自知性”。用非常通俗的话来理解，大抵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之类。

所以“碑剧”发生后，方正县有关方面并没有显示出“合理的‘不合理’”悲剧审美素质，因为他们的初衷就不是要把历史的伤疤揭示给人看。而热热闹闹的围观的人们，除了给他们扣上“汉奸”的大帽子之外，再就是搬出了陈腐的“血统论”，说与立碑有关联的县委书记们，一个是汉奸之孙，一个是倭寇之裔，显然又是中了“潜伏”的毒。鲜有人去思考“碑剧”何以为悲剧；它又何以为“中国式”的，而不是“美国式”的，或是“阿拉伯式”的。等到事过境迁，围观的人们作鸟兽散，“健忘”的幽灵就来到了七月十五的阳世间，直到下一个“碑剧”的再度上演。这也正是我这个人“鸡肠小肚”，迟迟“放不下”的原因。

方正县的官员们压根儿不是想当“汉奸”，他们恰恰是想当“功臣”，尽管他们嘴上不承认，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想在GDP上“有所作为”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说“生存权是当前中国最大的人权”，嘴巴要吃饭是“硬道理”，可方正县人民毕竟还没有到“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地步。饶是到了如此地步，可仍有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现在庶几也知道，“发展经济”并不是人民诉求的“唯一”，人民其实还有很多社会诉求。民族尊严就是一大宗。日本军国主义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把“开拓团”送到了中国；军国主义被打趴下了，他们就又用日元来“征战”世界。我们这个时候岂能被哗啦啦的日元迷了眼。我们是想过点更滋润的日子，可我们还要想到我们还有个有点犟脾气的老祖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方是中国人的气节，方是正宗的华夏“道统”。方正方正，可千万别辱没了这个有楞有角的词儿。

人们之所以说方正碑剧是“中国式悲剧”，那是因为很多人看到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一些东西。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打得很苦很累，因为我们很落后很糟糕。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因为我们多付出点代价，多经受点磨难，我们终究能够反败为胜。但我们恰恰没有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伪军比皇军多的事实。这个事实让邱吉尔这个家伙指出来了。这个事实才让人最伤，这才是最大的“中国病”，中国人的“软骨病”。贫穷和苦难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人没有尊严和气节。今天，如果国人又轻易地“放下”了方正这个“碑剧”，也许伪军比皇军多的事实历经了这个方正悲剧后，会继续迁延下去，遗害无穷！

方正“碑剧”折射的是国民精神。“不为五斗米折腰”方是正宗华夏“道统”。建议方正县给陶渊明立个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