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寒的最新博文《心里暖洋洋，后背凉飕飕》里，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上海电力学院大三学生杨耀词的老家在甘肃省舟曲县，在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杨耀词有7位亲人失踪。家中发生如此惨变，可杨耀词却坚持留在世博会做志愿者。杨耀词的坚强与无私，奉献与牺牲，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

其实我倒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应该把杨耀词再留在世博园继续做志愿者，而应从“人之常情”，从“人伦之大”来考虑，“让”他回家，“放”他回家，“劝”他回家，“令”他回家，或是“支助”他回家。因为亲情是人之本，人伦是社会之本，舍弃了“根本”，很多大而化之的东西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变得虚伪矫情。一个被剥离了“根本”的人，或是无视起码的亲情的人，不能算是一个人格完美的人。类似的，一个“严格执法”的拆迁官员，面对一个生命的消殒，居然无动于衷，作不出起码的情感应激反应，我们是无法用肯定的字眼来评价他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在追求“高标准”的时候，忽略了起点人格的完美。

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丁忧制度。何谓丁忧，是指古代朝廷官员的父母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丁忧期间，丁忧的人须解官离职。这一制度源于汉代，以后历代均有严格规定。品官丁忧，若匿而不报，一经查出，将受到惩处，清代规定，匿丧不报者，革职。古代丁忧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孝”。“孝”是家礼，“忠”是国事，可中国历朝历代都严格执行丁忧守制制度，要求士大夫们先行家礼再尽国事。

当然，如果朝廷有特殊原因或需要，譬如战乱或灾荒等，也可以不许在职官员丁忧守制，这种情况叫“夺情”。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就演了一场“夺情”闹剧。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在老家江陵去世，按惯例，张居正应离职回乡守制。可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明不设宰相，其职相当于宰相），是大明王朝的实际当家人（万历年幼），他离职，就意味着拱手让权。炙手可热的张居正一面假惺惺地上表请求丁忧，一面暗中示意朝廷降旨“夺情”。在他的运作下，小皇帝多次降旨“夺情”。饶是表面程序走得如此到位，可毕竟于礼不合，张的行为还是招来了朝野的一致批评，有人到张府劝，有人到朝廷谏，闹得不亦乐乎。为此，不少人被打板子，被撤职，被发配。最后，折衷“准”了三个月的假，让张居正回家奔丧。

古人常讲“忠孝不能两全”，但朝廷也不动辄以高位的“忠”来轻易地剥夺低位的“孝”，因为“孝”是基础，“忠”是升华。为人不孝者，很难让人相信他能为国尽忠。普遍情况下，这是一种逻辑使然，中国人早就认识了这种逻辑，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样一种逻辑顺序（也是一种层级关系）的肯定与发挥。古代讲丁忧，好管闲事的言官士子们不许张居正“夺情”，都是对这种逻辑的维护，对传统文化与精神的维护。

打破这种逻辑者，人格都不是很完美者，或者说很难让世人相信他们是人格完美者。譬如刘邦在逃命途中，再三将一双儿女推下车；他的父亲被项羽捉去了威胁要“烹”掉，他笑嘻嘻地说分我一杯羹……身心受到刘氏后人伤害的司马迁其实是以一种嘲弄和揶揄的心态来写刘邦的这些“逸事”的，意在讽刺刘邦的为人不过尔尔！再譬如刘备摔孩子的典故，我们都说他伪善。最典型的，要数吴三桂了，吴三桂在叛李降清之时，也是有一番调子很高的说辞的，他给其父写了一封措辞凛然的信，大意是说，古来有国者无家，还说什么父既不能尽忠儿又焉能尽孝，何其冠冕堂皇！结果当然是他义无反顾地当了汉奸，他的父亲被李自成砍了头。

吴三桂是一个极端。但人首先要讲最起码的人伦，亲情，诚信等，人才可能成为一个本真的人，一个现实的人，一个没有缺憾的人。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大唱高调的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人，有太多人格分裂的人……这样的人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社会的人性冷漠、道德滑坡、虚浮狂躁……我们这个社会提倡崇高，还必须从夯实本我做起，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未必不是真理。

当然，我并没有批评杨耀词的意思，杨耀词是特殊的时代氛围教育和培养的个例，他的所作所为，他的人格取舍与道德选择，是时代的产物。正如鲁迅是伟人，但我从不认为他是完人，他在呐喊与疾呼，可他却没去尝试解决自己的家庭问题，搞得妻不成妻，妾不成妾，兄不为兄，弟不为弟。现在的社会精英，一味地从众媚俗，追名逐利；现在的官场，酒色财气，百病丛生……这些都与当代中国人的起点人格缺失有关，与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层级错位有关。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要从对人的培养与评价的“正本清源”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