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敖松的设计理念：写在一次有力量的展览之后

李红艳

这个时代，走到今天。各种艺术种类貌似繁荣却又低迷，貌似浮华却又沉寂，貌似草根意识浓厚，却又潜藏了无数种资本或者权力的博弈与冲突。在经济增长了30余年之后，当吃穿不再是生活的主要关注话题时，时代忽然发生了变迁，那些被忽视的艺术情怀、人文感觉、或者是各种情调，突兀地以各种形式各种感觉疯长起来。无论是从草根参与艺术的形式中，——如各种手工艺术的大众参与，还是绘画艺术的大众化，——如各种各样的艺术培训班或者工作室。在这种生机勃勃的现象背后，传统的艺术形式也在寻找出路，当大众成为艺术市场的参与者时，艺术展览的出路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其实不是问题，在我看来，经典的绘画作品中的力量不仅是一种艺术的力量，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力量、历史的意识、文明的精神，这一点唯有站在原作前面才会得到这种震撼的力量。或者正像本雅明所说的灵韵之光一样，虽然透着神秘却又蕴含了一种颜说不清的力量。

显而易见的是，不仅这种古典艺术精神在19-20世纪之交发生了转型。启蒙也进入了人们的反思维度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艺术如何在技术、大众与日常生活的空间交织中重新定位自身呢？显然，以传统的方式展现作品也是一种延续的形式，但其他的路径呢？在技术装置、技术复制、技术日益与人们相辅相成的今天，艺术有无可能以一种新的样式，与正在变动的时代气息相互扶持呢？——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言。

艺术家敖松给了我这种惊喜。敖松是一个执着于完美的艺术家。他在单枪匹马的情形下，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设计了一个令人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都震撼的一个展览（2016年12月9-18日在798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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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展览之前，我只是看到听到敖松说自己在忙着做展览，其他内容一概不知。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几经周折到看到展览的时候，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的感觉。应该说，这是一次很有力量的展览，其力量的凸显是通过一种“纪念”物的设计感觉和城乡之间空间的割裂和混合而再现出来的。

进入展览大厅，首先抢夺人的感觉的是压抑。那些闪烁着的微光，星星点点，在高大的脚手架下，沉默却又抑制不住地孕育着力量。没错，就是工地上的脚手架，敖松就是从工地上租来了脚手架，这些赤裸裸的颜色不仅遮蔽了展览厅里的亮光与色彩，还延展了一种无声无息的死之物的生命力。在这种生命力中，我们触摸到的是陌生人的社会、是碎片化的生活、是断裂中的个体与社会，还蕴含着乡村社会的呐喊之声。这种 呐喊在一声声对故乡的怀恋中，显得十分凄厉和悲凉。伤别离的情怀，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下，回应在历史的纪念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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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似乎成了时下的一个热门的词语。人们不仅仅只相信曾经庄严圣洁的文物档案，当技术捕捉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细节、当日常生活研究在看似碎片化却又充满了抗争性的文本中蕴含着张力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与感觉对接的时候，每个人都成了历史的记录者、创造者和构建者。我们走在这里，触摸着这冷冰冰的脚手架，像是触摸着改革以来中国当代史一样，那些活生生的现场在冷冰冰的脚手架之后，沉默着，却又不沉默；城市化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或许在触摸的这一瞬间，人们在冰冷的刺激中触摸到了自己温暖又火热的记忆。当这些记忆不断涌来的时候，故乡又在哪里？

仰头看着脚手架，低头在昏暗中闪烁着的类似纪念碑的水泥灌注成的四方格的灯光下，那些充满了乡村意味的神情，如同一幅幅在场与不在场的技艺与记忆的历史，兀自冒了出来。他们在狭窄的展览厅的不规则的设计中，依旧是一种沉默的在场。那些田野中的奔跑、阳光下的笑脸、田间小路上的脚步；那些老人脸上的皱纹、孩子们眼里对时间之光的弥漫、篝火下青年人沉默的表情……在盈盈一束微光下，透过被刻意凝固的水泥，向我们走过来。低头的或许不应该是我们，而是历史本身。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自身的历史，历史需要面对的是历史自己。

进入展览厅的第一个念头，我想到的竟然是柏林市中心的一个很小的纪念纪念二战的一个雕塑（记不太清楚了？），它是靠近布兰登堡大街的一侧，雕塑的主题是母子图，母亲的神情肃穆哀伤，儿子的表情恬静安然，游客沉默地进出，却又不再沉默地进出。那种沉重又肃穆的记忆沉沉地压在人的心理，令你不得呼吸。而这里，脚手架和那些微光，以及微光里那些乡村生活的场景人物与现场，也在提示着我们这种不得已的一种沉重感。甚至不是我们在思故乡，而是故乡早已凋敝，何处是故乡？

沿着展览厅的斜坡走上去，脚手架的高处，是敖松的一幅作品：其主题是困境中的中国乡村留守妇女。她们在沉重的铁链中，坚韧地编制着乡村社会的生命。这幅作品我曾经看过不止一次，但依然不愿意直面它，直面它就像是凝视过去近百年的当代中国史。技术在变化，经济在发展，人们在说着本土化与全球化，在言说着发展与自信，在铭刻着个体与社会的生活与记忆，但无法直面或者不敢直面历史的个体与社会，又如何在人类文明的进展中获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