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教育思想简论

                                          陈 增 辉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233）
    摘要：朱舜水是我国明清之际的学者。他力倡“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的教育为本论；“学者，所以学为人”的教育目的论；继承并发挥了儒家笃志好学、循序渐进、少而精熟等传统教学法。他在日讲学20余年，其言行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实践的成功、教育兴国理念的确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朱舜水教育思想
 
    朱舜水（公元1600～1682年），名之瑜，字楚屿，晚号舜水，明清之际学者，浙江余姚人。明诸生，崇祯十七年（1644年）及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两次奉诏特征，不就，故称征君；另被荐举孝廉一次，立即疏辞，又端敕特召一次；另先后八次授官，均不受。明亡后，长期从事抗清复明斗争，数度赴日乞师，在安南、暹罗等地筹粮，前后达十五年。1654年，参加郑成功、张煌言的北伐复明斗争。事败后，定居日本讲学二十余年，深受日本水户藩主、宰相德川光国的礼尊，奉为国师，亲执弟子礼。卒后，光国遣世子纲条临丧，谥文恭。葬于德川家陵，并为之立祠于驹笼别庄，亲制文诔之。著作由德川光国父子刊印为《舜水遗书》，每卷署名冠以“门人”二字。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朱谦之教授整编的《朱舜水集》，是国人研究舜水思想的基本资料。
 
    “建国之大本”的教育为本论
 
    朱舜水继承《礼记•学记》关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提出了教育为本的思想，指出：“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宁有舍此而遑他事者乎？舍此而营他事，则僻邪诞慢之说，竞进而杂揉之矣。欲求政教休明，风俗淳美，何可得哉！”（《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1页。以下仅注页码）又说：“自古以来，未有圣教兴隆，而国家不昌明平治者。”（第183页）舜水认为，敬教劝学是一切国家的建国大本，对于教育不发达的日本尤其如此。他对学生小宅生顺说：“兴国学事是国家大典，而在贵国为更重，仆深有望于贵国。”（第411页）当他得知宰相德川光国准备在国京兴办学校时高兴地对安东守约说：“闻贵国京江户有设学校之举，甚为喜之！贵国诸事俱好，只欠此耳。然此事是古今天下国家第一义，如何可以欠得？今贵国有圣学兴隆之兆，是乃贵国兴隆之兆也。”（第183页）同时，又致函长崎镇巡说：“闻水户上公以姬旦之尊，欲兴庠序之教，此诚贵国万年之圣政，丕显于后昆，增光于史册，是何如重典也。”（第76页）兴教办学何以成为“建国之大本”、“古今天下国家第一义”？舜水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教育可以“兴贤育才”，而这正是“为政之先务”。根据孔子“为政在人”（《中庸》）、子夏“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思想，舜水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富强，都必须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巨儒鸿士”，而这需要兴办圣教来培育。他认为，明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圣教毁废而导致的八股之害。指出：“明朝之失，非鞑虏能取之也。”（第390页）八股使儒生“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致使国家“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第1页），无可用之才，最终导致败亡。正如同时代的颜元说的：“八股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治平，无民命。”（《习斋言行录》卷下）可见，兴圣教、育人才是何等重要！
    第二，教育可以“移风易俗”。舜水说：“建学立师，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申孝弟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也。”（第74页）又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非欲其文辞遐畅，黼黻皇猷而已，诚欲兴道致治，移风而易俗也。”（第201页）明朝也办学校，但因以制义举士，使儒生们“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而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第1页）科举制度导致学校变味，圣教毁废，道德败坏，只有恢复圣教才能移风易俗。
 
“所以学为人”的教育目的论
 
    朱舜水心目中要“学为”的“人”，是能够“经邦弘化，康济艰难”的“巨儒鸿士”（第383页）。这样的人，必须是德才兼具、文武皆备的。当有人把儒者分为三类：“一曰道德之儒，二曰事功之儒，三曰文史之儒”（第581页）时，舜水表示赞同，但又主张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认为作为巨儒鸿士，首先必须有高尚的道德，同时又必须有事功和文史的底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为邦国之用。”（第786页）舜水自己就是“质性刚毅，以诚为本，一生不伪，德贯天人，学极古今”（第724页）的巨儒鸿士。
    朱舜水认为，巨儒鸿士首先必须具有高度的道德情操，他以仁、义、礼、智、信、敬、诚、慎、谦、谨、毅、敏、忠、恕等儒家道德规范律己教人。他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诚实、谦虚、精勤、有恒四种品德。指出：“弟子须有四德”：“一则实，不实则不诚”；“二则虚，不虚则先自满”；“三则勤，读书全要精勤”；“四则恒，士人第一要有恒”。（第579页）实、虚、勤、恒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前提，舜水说：对学生“先要检点此四者有无，然后可以言学。”（第579—580页）他带头践行这些道德规范。如诚实，他说：“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故曰：‘君子诚之为贵。’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诚而能行者也”（第495页）他尝自谓：“仆好真言，故多唐突。”（第410页）梁启超说他“以诚为本，一生不伪”。（第724页）综观舜水对道德的要求，就是要培养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他处处以此律己教人。尝自谓：“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第311页）这是确实的。现以他的几件“亲历之事”略加说明。其一，他幼而颖悟绝伦，少抱经济之志，反对科举，厌于仕途，先后被学政、监察御史举为“文武全才第一”，荐于礼部；后被考官贡札称为“开国来第一”，如此“累蒙征辟十有二次，前后力辞。”于是，台省交章论劾：“之瑜偃蹇不奉朝命，无人臣礼。”欲逮捕。无奈不别家人，星夜逃避海滨。（第613页—614页）在一般士子“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的当时，此举确为“富贵不能淫”！其二，他抗清复明斗争十五年，在流离屯蹇，四海空囊，孤身飘然，不能自支的情况下，为全复明之节而蹈海抵日，只欲觅数亩之地，住此灌园，“不交王侯，不涉世趣”（第159页），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崇高气节！其三，舜水五十八岁时遭安南供役之难。安南王令其跪拜，舜水誓死不从。“国王大怒，令长刀手押出西行”，立马斩首。舜水“毫无顾盼，挥手即行。”（第18页）此种视死如归之义举，实乃“威武不能屈”之真精神！由于他一生极重骨气，被后学颂为“明末全节之伟人”（第787页）。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也大多讲究为人气节。
    朱舜水在教学中注意寓德育于智育之中，尝谓：“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第135页）他处处以身作则，既教给学生以做事的知识，又传授学生以做人的道德。学生安积觉说：“其教人，未尝高谈性命，凭虚骜究，惟以孝弟忠信，诱掖奖励。其所雅言，不离乎民生日用彝伦之间。本乎诚而主乎敬，发于言而征于行。涵育薰陶，孜孜不倦，务欲成就人才，以为邦家之用。”（第786页）如安东守约问他“读书作文法”，他答道：“作文以气骨格局为主。当以先秦、西汉为宗，不然则气格不高，不贵，不古，不雅，参以陆宣公、韩、柳、欧、苏，则文章自然有骨气，有见解，有波澜，有跌宕，有神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之最上者也。”（第368页）在列举的这些名家中，他特别推崇韩愈，说：“韩文公变六朝委靡之格，故曰‘文起八代之衰’，且其气骨勋业，人不可及，颇有功于圣门，何为止以文章名世？”（第403页）学生问的是读书作文的方法，舜水答的却是读书作文和做人的方法，其要求学生德才兼备即此。同时，他要求学生文武兼备。关于文功，他主张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要途，以实艺为必备。他说：“圣人未生，道在天地；圣人既生，道在圣人；圣人已往，道在《六经》。”（第343页）因此，他在教学中特别重视《六经》。为了教好经学，他以史学为辅佐。因为他认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第274页）又说：“大凡作文，须根本《六经》，佐以子史，而润泽之以古文。”（第186页）他管这种方法叫“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第274页）关于实艺，舜水认为，大凡祭仪、工艺、医术、兵法、蚕桑、屠宰等等均应列入。诚如学生德川光国所言：“先生为一经济家，……士农工商各业，先生皆可兼之。”（《玄桐笔记》）充分表现出“其所以授受者，止于日用之能事，下学之工夫”（第485页）的实学教育思想。舜水主张文道与武道相结合，认为一个能为邦家所用的巨儒鸿士必须是文武双全的。他说：“学问之道，与将略通，均有克敌制胜之功。”（第501页）又说：“文武之道，无所分也。君子之德，钦明者为文，刚健者为武，无从得而分别之也。出则攘除寇贼，入则镇抚国家；是故非文无以附众，非武无以威敌。”（第437页）由此出发，他断言：“不读书而言勇，不过粗暴尔已，何能至于刚大也。”（第502页）所以，当学生小宅生顺问他“尚武，何必读书”时，舜水回答说：“古来名将读书者之多也，为将而不读书，则恃勇力而干礼义；能读书，则广才智而善功名。”（第312页）有鉴于此，他特别推崇“内以咏歌先王，外以肃清边圉，乱则攘扬威武，治则黼黻皇猷（第438页）的文武全才。他认为“精忠贯日，知勇绝伦，武而不黩，文而不糜”（第571页）的鄂侯岳飞，是文武双全的典范，倍加赞誉。
 
“一定不易”的教学方法论
 
    舜水认为：“教人之道，有一定不易者。”（第332页）这“一定不易”之法，主要是指笃志好学、循序渐进、少而精熟等儒家传统的教学法，舜水在教学中身体力行。
    第一，笃志好学。朱舜水指出：“学者立志当如山”（第283页），认为只要立志学习，则时时有老师，事事有学问。他说：“能学，则稠人群聚之时，必有我师；事务纷错之际，皆有其学。”总之，“无地非学也”。（同上）进而又认为只要有志于学，学业一定会有成。他说：“孔子尝言，不愤者不启，不悱者不发矣，慨焉激励者，其愤悱者也。慨然者，志也；激励而竭力者，气也。志气感奋，其学有不成者乎！”（第280页）在教学中，他用事实作例证反复讲述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如说：“汝尚有志于学，即使衣服不备，赤体而来，犹胜于满身华丽也。曾子緼袍无表，原思悬鹑百结，盖胜于子贡、公西赤也。有志者自如此耳。”（第324页）他由此说明：“勤学敬修，志立道成”；相反，“志既不立，道岂有成？”因为他坚信：“夫志与道，欲立则立，欲成则成，三军之帅不能夺吾之志”（第332页）。舜水自己就是一个志立道成的典范：他少抱经济之志，自幼“笃志好学，不以死生为意，可谓有志之士”（第507页），直至暮年，仍表示：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终之于典学也。”（第488页）如他曾不无自豪地对安东守约说：“老而好学，如秉烛之光。不佞年六十二，一日不肯释手。”（第400页）舜水不仅要求学生立志，还要求他们专心致志。如说：“学者志不可杂，顷言专心致志者此也。若今日欲学何事，明日又欲学何事，其人到老不能精一艺。何也？以其志泛而心浮，且欲速也。孔子曰：‘欲速则不达’。”（第421页）孟子很强调为学必须专心致志，尝谓“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告子上》）舜水继承了这一思想，在赠藤田贞固言中说：“夫弈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尚不能得，况学道为天下大业乎？闻足下笃志好学，不以死生为意，可谓有志之士矣！”（第507页）
    第二，循序渐进。舜水在教学中坚持这种方法，指出：“盈科而进，成章而达。”（第558页）他在与奥村德辉书中说：“谚曰：‘绳解木断，水滴石穿。’夫绳非木之锯，水非石之钻也，盖积渐使然耳。”“果能日日读书，果能终岁呫哔，果能寻行数墨，孜孜弗怠；则性自开朗，若烛照而数计，自能得乎心，应乎手。自分朽材，可为百尺之豫章，以资国家栋梁之任。”（第277页）因此，他主张后生小子应从洒扫进退始，进而爱亲敬长，遽于天人、理欲、义利、公私之际。学业如此，为人亦然：“迨既及于善人，于以进于君子，又进而希于仲尼，斯循序而有渐矣。”（第112页）此之谓“德不逾闲，循循而进。”（第284页）因此，他在教学中坚持由卑近而高远。指出：“他人教人，必从高远者惊人。吾之教人，必从卑近者始。然未有去麓而陟巅，舍近而涉远者。”（第500页）循序渐进，进德修业无一例外。关于修业，舜水认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他在教学中坚持先教史而后教经。指出：“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耳。”（第274页）关于进德，舜水认为这同样是一个循序渐进、防微杜渐的过程。他举例说：“舜之德，何以遂至于斯极也？譬之台然，九成之台，亦天下之大观也矣，是果不日而成之，一蹴而可至乎？其始基之也，尝覆一筐矣，因乎丘陵，进进不已；是犹积德累仁，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于斯也。”（第445页-446页）舜的高尚道德并非一日而成的，而是长期积德累仁的结果，同样，一些人的道德堕落也不是一朝一夕之故，而是一个“诈伪缘起，习染日深，真淳日削”（第448页）的渐变过程。总之，不管是修业还是进德，“学者用功，须是渐进而不已，日计则不足，岁计则有余，若一曝十寒，进锐退速，皆非学也。”（第514页）这是对孔孟循序渐进教学法的继承与践行。
    第三，少而精熟。舜水继承了孔孟少而精熟的思想，指出：“圣贤之道，不在他求，刚而不挠，精而不浮”。又说：“圣贤之所以持心，君子之所以守道，其得力政不在多，只要一句两句扼其要领，遂终身用之不尽。”（第376页）因此，他主张无论修业进德都要坚持少而精熟。关于修业，他主张“道得其要，意得其真。”（第112页）这是因为“文章得力在几句，或一段，多者两段。其铺叙处，本非切要。若几句肯綮，便有千钧之力，或止在掉尾一句。”（第227页）又说：“书读得多，读得熟，自然笔机纯熟。”“工夫纯熟，则古人精意皆在心口中笔头上，挥洒立就。”相反，“若骛多而不精熟，与不读一般，不如简约为妙。”（第401页）因此，他在教学中反复教育学生读书时要“知其大者”、“明其大旨”、“得其大意”。如他对古市务本说：“贤者讲贯情文，修明礼教，知其大者，则其小者举而措之耳，不足深嗟也。”（第335页）在应三州太守菅公之命而作的《无逸》中，舜水说：“教孝教弟，兴贤举善，其大端而已。”（第503页）这就是说，修礼教、教孝弟这些修德科目，必须坚持少而精熟，抓住大端。要坚持少而精熟原则，必须处理好经典与传注的关系。当野节问如何看待传注时，舜水说：“看书贵得其大意，大意既得，传注皆为刍狗筌蹄。”（第385页）看书贵在得大意，注释只是读懂大意的工具，工具必须为大意服务。如他说：“《通鉴》读法，言其大略耳。……不须句栉字比，但要明其大旨，质其疑难。”（第274页）那么，什么是修业进德必须抓住的“大端”呢？舜水认为大端就是“彝伦日用”、“实实有裨于君民”者。舜水说：“圣贤要道，止在彝伦日用”。（第561页）又说：“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每个读书人都要“常怀一点爱民之心，时时刻刻皆此念充满于中，自然事事为百姓算计。”（第381页）少而精熟不仅是重要的教学原则，也是议论政事、评价人物的标准。舜水说：“圣贤之所以持心，君子之所以守道，其得力政不在多，只要一句两句扼其要领，……自能保其禄位宗庙。”（第376页）评价人物也不能只看其文章多少，在答安东守约问时，舜水说：“人品好，文不在多。诸葛忠武止数篇，足垂万古。”（第397页）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除了笃志好学、循序渐进、少而精熟这些基本的教学方法外，舜水还注意因材施教，量力而行等方法。如他说：“教人之道，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俗儒执一不通，其误人也多矣。”（第332页）又说：“师之教人，必因其材而笃焉，无所为法也。”（第394页）又如他对安东守约说：“读书如酒量，有能饮一石者，有不胜一勺者，各当自量其力。”（第401页）在教学中，既要有“一定不易”之法，又不能“执一不通”。舜水的这些教学方法是他朴素辩证法思想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大大促成了他在教育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1]朱舜水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