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晓雄先生结识多年，他在我心目中是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相当水平的鉴赏家。他痴迷于收藏事业二十多年，有着良好的心态，不断学习进取，不追求牟利，崇尚探究文物藏品的文化内涵。如今，他收藏文物的品类、数量、质量成就了他成为卓有成效、颇具实力的藏家。刘先生始终抱着良好的心愿，“收藏首当真，力求精，长期坚持下去总会有收获。”
“作为一个古玉收藏爱好者，如能有机会将藏品结集成册，与同好交流、分享，应是有益但同时也是一件困难的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做到了。多年来他一方面潜心研究自己的藏品，一方面还在省内、国内延聘专家学者帮助其甄别、整理、归类、遴选其中的精华，结集出版。2006年出版了《寻迹拾贝——刘氏藏玉》，2008年出版了《瓷壶藏珍》，2010年出版了《瓷海拾贝——拾贝斋藏瓷》，学术界和收藏界对此反映良好，认为是高水平的私家藏品著录。

水晶、玛瑙（含玉髓）被地矿学者称为半宝石，文物鉴赏家称其为非主流玉器，但他们在广义玉料家族中占有显要位置。今天看来，水晶、玛瑙是一种蕴藏丰富的矿物，但古水晶、玛瑙制品遗存较少，真品难寻，尤其是本书所选刘氏所藏的水晶、玛瑙器，历史跨度大、品种丰富、做工精美，更属难得。

刘先生所藏古水晶、玛瑙器，原本在寻迹拾贝——刘氏藏玉》中著录30余件，此次增加品种，扩展范围，遴选共229件（串），以专题性大型图录出版，在国内尚属首次。涉及这一领域成系列的藏品在民间藏家中本不多见，即使在省、市级博物馆中也很难找齐、凑全。相信本书的出版，定会引起业内的关注，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国有8000年玉文化的历史，水晶、玛瑙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哪些时代亮点，其自身发展、演变有何规律，我将结合本书入选藏品重点，根据考古发现资料，做些归类梳理。


（一）水晶、玛瑙的开采与使用和玉器同步，同处于古人治玉的初始阶段。

我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曾利用水晶作为打制石器的原料，处于玉石不分的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使用玛瑙、水晶制作简单的工具和人体装饰品，品种、数量比较少，远不如玉器制作发达，但都处于古人治玉的初始阶段。玉、水晶、玛瑙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制作工艺也基本相同。

我国北方距今5500-5000年前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五地点灰层中出土了玛瑙、玉髓制作的细石器，其中三角形镞最具代表性。内蒙翁牛特旗也曾出土用玛瑙、隧石做骨柄齿刀的齿刃。青海同德县巴沟乡宗日遗址出土的距今4300余年马家窑文化水晶坠，贝状，半透明，绿色和橙黄色，保留初始状态的治玉特征。进人夏代，内蒙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曾出土玛瑙块（耳饰）4件，完成了由简单的小型生产工具、武器向成型装饰品的过渡。

我国南方江浙地区距今6500-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数量较多的玛瑙、玉髓块（耳饰）和少量的玛瑙镯（腕饰），继之，距今6200-5700年前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出土294件玉石制品，其中有代表性的玉髓、玛瑙制品有20余件，器形有环形玦和条形磺（项饰），浙江良诸文化遗址也曾少量出土玉髓管。湖南澧县城头山678号墓曾出土玛瑙磺。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500-5300年，曾出土比较原始形态的圆雕作品一一玛瑙豕（野猪）和玛瑙钺，说明制作品种已扩展到神灵崇拜物和礼仪用具。纵观水晶制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较少，仅在前述凌家滩文化遗址和广东珠海宝镜湾遗址、曲江石峡遗址、香港勇浪遗址分别出土了水晶耳挡和水晶玦，都属于耳饰，仍限于人体装饰物。

商周时期除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墓和广东博罗县横岭山西周中晚期墓，继续出土水晶环、玦外，这两种材质制作的象生动物佩和礼仪用器更少。本书所选的周代玛瑙玦（图1）与前述博罗县横岭山西周墓所出水晶玦时代风格一致，玦口有陀斜切割痕迹，玦身横截面呈棱形，造型规整，制作较为精致。本书周代红玛瑙戈（图2），仿铜戈形制，戈援锋利，胡上二穿，内后端有弯钩造型，材质纯正，制作规整。原为兵器，此时已失去实用功能，演变成高贵的礼仪用具。此一时期玛瑙材质的礼仪用具，不见考古发掘报导，陕西凤翔春秋晚期秦景公墓曾出土素身、胡上三穿的玉戈，可资佐证。2 F% f1 o  S$ \( z"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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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西周肇始的组玉佩，除了玉磺、牌形饰为主体外，串联其间的珠、管以玛瑙材质为首选。

    周代组玉佩是周礼载体之一，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大型组玉佩从西周肇始，经春秋战国，传承至西汉，不同时期组件有所变化。

    西周时以青、白玉璜和牌形饰为主体，其间用管珠等串连，管珠的材质首选红、黄玛瑙，如陕西扶风强家1号墓，河南三门峡市貌国墓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所出，它们都保持了原有的组合关系，没有被盗扰，从遗存中可以清楚看到玛瑙与玉石、绿松石、琉璃等材质搭配使用，由于玛瑙颜色艳丽，有殷红色、橘黄色、黄色、浅绿色、紫色；造型多样，有圆形、扁圆形、管珠形、腰鼓形，更显得组玉佩华贵绚丽。本书西周玛瑙珠管串饰（图3），因受浸表面斑驳，但造型、做工都与考古发掘品时代风格一致。+ x+ s2 l( X&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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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大型组玉佩之外，凡是以珠管串连的项饰、胸饰、手玉握都离不开玛瑙材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出土的项饰，其中玛瑙珠管110颗。河南平顶山西周墓出土的胸饰，主体是刻有龙首纹的梯形玉牌，但下面四组珠管，仍以玛瑙材质为主，玛瑙珠与玉珠间隔串连，整体设计新颖别致。陕西韩城春秋早期苗国国君夫人墓出土左、右手玉握各一组，由方柱状玉手握为主体，下边连接8条闭合的玉、玛瑙珠链，其他构件还有玉兽面、玉贝、玉蚕、玉龟、玉珠和玛瑙珠。山西曲沃晋侯墓地31号出土于墓主右臂处的玉串饰，由玉牌、玉镇、蚕形冲牙、玉管、玛瑙珠组成。本书西周玛瑙蚕形饰（图4）,水晶蚕形饰（图5），虽材质不同，与上述晋侯墓所出玉蚕形冲牙如出一辙，时代相同。还应提及的是芮国国君夫人椁室侧板和挡板，悬挂大量串饰，其中玛瑙珠多达3001颗，足见芮国贵族对玛瑙娇媚姿色的钟爱。与其国君夫人身份、地位近似的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吴王大墓，丧衣中的上衣用珠串连而成，即文献中的“珠襦”，其中主要材质为玛瑙管、水晶珠，绿松石珠。因此说明传世品中的珠管饰物脱离了原出土环境，判断其原有功能是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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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南、苏北一带自古就有水晶矿体，春秋战国时期齐鲁大地及其周边地区风行水晶、玉髓制品。3 d# j4 X6 S+ _

    山东临淄郎家庄春秋墓出土水晶、玛瑙（玉髓）串饰四组，每组由水晶环为领首和尾饰，中间串连水晶、紫水晶、玛瑙珠管，色彩绚丽。山东曲阜鲁故城4号战国早期墓出土水晶、玛瑙串饰一组，由菱形水晶珠为挈领，茶晶环、白水晶环为主要构件，下接左右相对的玉髓龙形饰（也有称龙形或冲牙），体形修长，曲体尖尾。再下接双头璜形饰，左右相对。中间串连菱形水晶珠、长鼓形水晶珠、整组串饰通长27厘米。同墓还出土另一组水晶玛瑙串饰，由紫水晶环做领（菱形、鼓形），下接紫晶珠（菱形、鼓形）和玉髓龙形饰。紫水晶有14个切面，玉髓龙形饰磨制精良，圆润光洁。这种串饰似有定制，各地春秋战国墓所出，无论造型、大小尺寸，磨制方法都很接近。山西太原春秋晚期晋卿赵氏墓所出玉髓龙形饰与曲阜鲁故城、临淄郎家庄所出基本相同。河北平山中山国墓所处玛瑙环、紫水晶环，外缘呈弧形或三角形，磨制得极其光洁。本书入选的玛瑙龙形饰2件（图6)，形体修长，头部突出一角，身中钻一孔，以供系佩。与上述出土品风格一致，当属战国时期遗存。本书入选水晶环10余件，玛瑙环20余件，材质有白水晶、黄水晶、紫水晶，红玛瑙、黄玛瑙、冰糖玛瑙、水藻玛瑙、缠丝玛瑙等多种，色彩斑斓（图7-11)。其中红玛瑙环，殷红色，显得十分娇艳，与鲁故城58号墓所出相同；水藻玛瑙环也与同墓所出相仿，蓝绿色，凝重厚实，磨制光滑细腻，制作十分精美，上述入选的玉髓龙形饰、水晶、玛瑙环原有组合关系失散，但都是战国时玉串饰中的领首和尾饰，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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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单一的玛瑙、水晶珠串饰在河南淅川下寺1号春秋墓、河南叶县旧城战国早期墓、河北平山战国中期墓均有出土，玛瑙珠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水晶珠除白色外，紫水晶、茶晶珠也时有发现。本书紫水晶管珠串饰（图12)，水藻玛瑙管珠串饰（图13），红玛瑙珠串饰正是这一阶段代表性制品，都非常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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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田野考古发现的玉韘较多，但玛瑙、水晶质地的韘形饰极少。山西太原市金胜村春秋晋卿赵氏墓的玉韘出土时在墓主人手部，尚未演变成脱离扳指功能的韘形佩。此后山东曲阜鲁故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皆有玉韘出土。本书中的战国时期水晶韘（图14）、玛瑙韘（图15），大都素身，体外侧有一扳突，便于控弦，尚处于实用阶段。  Y4 I) ^9 V  C( 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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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水晶、玛瑙制品范围扩大．创新增多。5 x; X* P; c& @9 Z, r+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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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剑饰：水晶制品镶嵌在高等级剑具的剑首，文献上称“明珠标首”；玛瑙制品装饰在剑鞘上，古人视作“红玉”。前者河北邢台北陈村西汉后期刘迁墓就曾出土水晶剑首、剑璏、剑珌，是一把铁质的玉具剑；后者，江苏扬州甘泉老虎徵汉墓出土了玛瑙剑珌，陕西西安尤家庄汉墓、西安北郊范南村西北医疗设备厂汉墓和甘泉县鳖盖峁西延铁路工地汉墓均出土了玛瑙剑璏，湖南永州零陵东门外文庙1号汉墓出土了玛瑙剑珌，山东临沂洗象池2号晋墓出土了玛瑙剑格。以上不同地点所出的玛瑙剑饰几乎包括玉具剑玛瑙材质的主要构件。本书入选了水晶剑首、剑格、剑珌；玛瑙剑格、剑璏、剑珌。共中（图16）正面有微弧，两端出檐回卷，背有长方形銎孔。正面两条长边有阴线纹，与西安北郊范南村西北医疗设备厂M1所出玛瑙剑璏除材质略异外，做工完全相同。瓦沟纹玛瑙璏（图17），表面磨琢三道瓦沟形槽，通体抛光，与陕西西安市北郊长庆油田总部三期工程西汉早期墓所出玉质剑璏的纹饰、做工完全一致，为玛瑙剑饰中的精美之作。& t9 Q, Q. q5 D$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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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带钩、襟钩：战国两汉时期玉质带钩出土和传世品甚多，然而见于正式考古发掘报告的水晶、玛瑙带钩却甚少，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和江苏徐州小龟山西汉刘注墓各出土水晶带钩1件，可作为传世品断代的佐证。襟钩形体很小，应是用于上衣衣襟扣合之用。西安北郊西汉中期陈请示墓所出玉质带钩，青白玉质，钩首呈鸟头形，回首，身躯呈琵琶形，身长仅1．7厘米。传世玛瑙、水晶带钩很多，其中小型者应属于襟钩。本书中的战国—西汉时期水晶鸟首带钩（图18)，红玛瑙带钩（图19）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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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六博棋子：六博棋子在战国早期初露端倪，山东曲阜鲁故城乙组52号墓曾出土青玉、**棋子各6枚。到了汉代，六博棋大为风靡。广东广州南越王墓曾出土碧玉、水晶棋子各6枚，皆长方形。江苏睢宁距山、二龙山汉墓调查中，采集到六博棋子6枚。此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风行樗蒲棋具，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残存樗蒲棋子83枚，安徽毫县曹氏宗族墓出土樗蒲棋子122枚。樗蒲、六博棋子区别在于：流行年代不一样，虽都是玉石（也有**、骨等），但樗蒲棋子远比六博棋子多，形体也较小，多是六面立体正方形，很少像六博棋子那样的长方形。本书收录的水晶、骨质棋子各6枚(图20)，应是六博棋子，与南越王墓所出的接近。若加上缺失的著（算筹）、局（棋盘）、枰（放置箸）、鱼（圆形）就可组成“博一具”。行棋方法今已失传，不过从汉代彩绘木雕、画像石、陶俑中都能见到两人对坐，中间置一棋盘，枰上放有箸。“投六箸，行六棋”的形象，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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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厌胜饰：两汉流行四大厌胜佩饰 

    翁仲：见于河南洛阳烧沟汉墓，陕西西安南郊沙坡汉墓和江苏邢江广陵王刘荆墓。皆玉质，大都头戴小冠，拱手或垂手站立，多为侍者形象，形体很小，高度在2.9-4.1厘米之间。本书中的东汉水品翁仲（图21）与上述出土品相比较，风格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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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卯、严卯：发现于安徽毫县凤凰怡1号汉墓，该墓出土玉质刚卯、严卯各1件，河北景县广川乡后村东汉墓出土玉质刚卯1件，江苏扬州市邗江区甘泉东汉墓2号墓出土玉质严卯1件，目前尚未发现水晶、玛瑙刚卯和严卯，想必是因为材质比玉质硬度略高，不便刻写文字。  ?: [& ?5 N# H0 r- Q9 V; F. T
司南佩：发现于安徽毫县凤凰怡1号汉墓，河北定县43号汉墓，江苏扬州邗江区甘泉2号墓，江苏徐州市土山东汉墓，以上所出皆玉质。近些年河南巩义市新华小区东汉晚期墓中发现一组完整5件透明状半宝石司南佩，看来不排除用水晶、玛瑙制作司南佩，今后随着汉墓发掘资料整理公布，还会有更多的水晶、玛瑙质地的司南佩发现。, o. Y5 A8 V% l4 |& n7 s%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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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形饰：与司南佩有关连的胜形饰，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时有发现。汉代画像石和东汉玉座屏上曾见到西王母戴胜的形象。西汉晚期出现了能够佩戴的玉胜。江苏扬州邗江甘泉姚家庄汉墓M101曾出土2件形体较小的白玉胜，陕西西安南郊岳家寨西汉晚期墓也曾出土形体较大的白玉胜。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京郭家山1号墓，镇江东晋画像砖墓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本书中的1件玛瑙双胜形饰（图22），与前述姚家庄101号汉墓所出小型方胜形制接近，虽然物小，但遗存不多，弥足珍贵。: L0 e& A' S+ c0 f! http://s5/mw690/001gtex5zy6GTvgAxyQb4&690 中国古代水晶玛瑙器研究序" TITLE="刘氏藏玉  中国古代水晶玛瑙器研究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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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微型禽兽：我国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曾出土微雕玉兽，长0.9、高0.5厘米。兽作爬伏状，做工粗简。到了西汉时期，用玉石、玛瑙、水晶、绿松石、煤精、琥珀、琉璃制作微型禽兽和特定物品（壶形，方胜，辟邪等），组成项链和腕饰，成了一时风尚。陕西咸阳市西郊马泉公社大泉大队西汉晚期墓出土玉、水晶、玛瑙、珑拍串饰，其中有微型的扁壶形、壶形、矛头形玉佩，巧色玛瑙管、蚀花玛瑙管、玛瑙珠、菱形玛瑙管、半球形玛瑙饰、水晶珠管、琉璃饰、绿松石饰、色彩斑斓。江苏扬州邢江甘泉姚家庄101号墓出土玉串饰，由和田白玉、玛瑙、煤精、珑拍等构成，形象有羊、鸟、方胜、壶、管，每件都有穿孔，可以穿系佩戴，制作得非常小巧精致。江苏扬州邗江西湖胡场14号墓出土的玉串饰，由金、玉、玛瑙、琥珀、**等材质制成珠、管、胜、坠、壶、辟邪、鸡、鸭等小饰品，形象极为生动，每件也都有细小穿孔，可以拴挂佩戴。以上这些串饰均可作为项饰使用。此外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群中曾出土绿松石鹿首形饰、熊首形饰。石寨山是滇王及其臣僚的墓地，绿松石饰是滇文化有代表性的装饰品。近年报道，广州龙生岗汉墓中曾出土微雕玛瑙狮，刀法粗犷，山东临沂盛庄镇汉墓和陕西咸阳杜家堡汉墓曾出土微雕水晶兽，用并排宽阴线刻画，神态凶猛。虽然可资参照的水晶、玛瑙材质微雕禽兽不多，相信今后随着汉墓发掘资料陆续整理公布和各方面重视，一定会有更多的标准器面世。本书汉代红玛瑙熊首形饰（图23），与前述石寨山绿松石熊首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是滇文化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产物，非常稀有和珍贵。本书汉代水晶熊、水晶羊、水晶凤鸟和玛瑙猪、玛瑙羊（图24-28），卧状，均有横穿孔，与上述出土品时代风格相近。, I) h, V% y5 g9 c8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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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水晶、玛瑙印：战国至两汉时期，铜和玉石玺印较为常见，西汉以后出现了水晶印，玛瑙印，均为私印。满城汉墓出土水晶印1方，南越王墓出土玛瑙印和水晶印各1方。陕西西安北郊范南村陈请士墓出土“陈请士”水晶印，白色水晶，纯净无瑕，覆斗形钮，通体抛磨光亮。广州汉墓也出土白玛瑙印1方，湖南长沙咸阳湖1号墓出土玛瑙“僎”印3方，江苏邗江县姚庄102号汉墓出土虎钮浅黄色玛瑙印，印文被磨去，黄色玛瑙，纯洁无瑕，盝盈顶方形印台，前述陈请士墓也同时出土两方印面无文的水晶印，以往认为是章料，其实不然。它们’在入葬时，往往在印面上朱书文字，不过日久天长，朱书褪色，变成无字的印胚。本书中的水晶印（图29），覆斗形钮，无印文，估计也曾是朱书印文，日久脱落了，变成印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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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耳珰（瑱）：耳珰是汉代贵族妇女重要的装饰。河南南阳牛王庙村1号汉墓出土2件束腰喇叭形玛瑙管，上径小，下径大，发表时称为“玛瑙瑱”；江苏扬州市邗江西湖胡场20号汉墓也出土了2件束腰圆柱形管，直径0．7-0.9厘米，发表时也称作“玛瑙瑱”。广州汉墓也出土了同样类型的玛瑙束腰喇叭形管，发表时称“玛瑙耳珰”，同样的饰物，有不同的定名。陕西北郊范南村西北医疗设备厂工地M13所出白玉束腰，两端呈大小不同半圆形饰物，发表时称“玉耳珰”，另一件前述陈请士墓所出束腰圆柱体玉管，也是一端大、一端小，中间有透孔，可以用丝线穿系，发表时称“玉耳珰”。面对同样造型，发表时有不同称谓，我们只能从文献上查找依据。《释名·释首饰》中载：“穿耳施珠曰珰”。《辞海》称：瑱为“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以塞耳的玉”。上述发掘品中除两端呈半球形耳珰无孔外，其他各型均有中间透孔，如若充当充塞之物，无需穿孔。刘云辉主编《陕西出土汉代玉器》一书中认为：“戴半球状无孔耳珰的时候，一般是将小端插人耳垂上的穿孔中，但也有此类耳珰形体较大，无法插入耳孔的现象。有孔耳珰是用线系悬于耳旁，或者系悬于发瞥之首。”我们认同刘先生这一解释。本书紫水品喇叭形管状耳挡和水晶、玛瑙束腰，两端呈大小不同半圆形的耳珰（图30-32），均与出土品无异，认定为汉代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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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4/mw690/001gtex5zy6GTvxenTR63&690 中国古代水晶玛瑙器研究序" TITLE="刘氏藏玉  中国古代水晶玛瑙器研究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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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水晶、玛瑙容器：早在战国时期，浙江省杭州市半山区石塘镇1号墓就曾出土1件水晶杯，高15.4、口径7.8厘米，形体较大，造型简洁，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用水晶制作的容器。到了西汉时期，材料来源扩大，用水晶、玛瑙制作容器，原料和加工技术似无问题，但正式考古发掘品所见不多，仅知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出土玛瑙耳杯，其他多为玉质容器，如玉杯、玉耳杯、玉角形杯、玉丞露盘、玉盒、玉丹药瓶、玉香薰等。其中玉耳杯（亦称羽觞）发现3例，见于安徽芜湖月牙山3号墓、吉林集安高句丽城址、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造型多为椭圆形，口径在11．1一14.3厘米之间，两侧沿有半月形耳，而且耳边微微上扬，其中有个别简单纹饰外，大多通体内外素面。战国两汉时期漆耳杯多作为日常生活用器，玉耳杯、玛瑙耳杯、水晶耳杯相对较少，贵族用它饮酒外，还可以用于服食丹药。本书中的水晶耳杯5件（图33），玛瑙耳杯9件（图34），其时代风格与工艺特征与出土玉耳杯均相符合，可视为同时代作品。本书中的水晶匜（图35）仿青铜器形制，小器大样。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铜匝、铜盘形体均较大，铜匝与铜盘作为盥洗用具，配套使用。这一时期水晶匜、玛瑙匝亦无出土品可资参考，其功能是把玩器，还是另有实际用途，留待今后继续研究。& d) W( G. i6 U" m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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