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州边墙

李璘

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卓尼两县境内，有一条修筑于明朝中期的边墙，因其构筑于当时的洮州辖地，史称“洮州边墙”。对于这条边墙，原《洮州厅志》、《岷州志》及新编《临潭县志》、《卓尼县志》、《甘南州志》均有记载，1703年的《岷州志》所载，除比较准确地记述了这条边墙的走向之外，还涉及沿线关隘及大体里程，谨录如下：

  边墙自旧洮堡南峪古石崖起，至苔家（现行地名用字为“达加”，以下同）闇门三十里；苔家至甘卜他(塔)闇门三十里；甘卜他至关洛闇十五里；关洛至恶(俄)藏闇门十五里；恶藏至土桥闇门六十里；土桥至边 (扁)古壕七十余里；边古壕至上八角山顶石墩河州(今临夏州)交界三十里。

洮州边墙号称300里，《岷州志》载为250里，《临潭县志》载130公里，即260里，当是实测。笔者实地考察了达加至俄藏约30公里区段内的城垣及相关遗址，基本上搞清了这条边墙的形制特点。在这30公里的边墙线上，其构筑为墙体结合壕沟的形式。凡平地及峰间平岭处，皆筑有墙体，延伸至陡坡处，便斩山为壕，与墙体连接。遇山障、断崖诸险绝地，既不筑墙，也不开壕，利用地形采取自然防护。沿线制高点，大都筑有烽墩，前后呼应，布局合理。整个边墙依坡沿山，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在各大隘口，开设通道，被称为“闇门”。闇门内，大都筑有驻军堡城。

兹就考察区段内的边墙状况按走向分别记述。

达加段：南接峪古崖，北连甘卜塔，依山脊随形而筑，跨越三峰二岭，于平岭筑墙体，山峰坡面开壕沟，三峰间墙体长度约1000米，底宽5.7～7.2米，最大残高7米，夯层8～20厘米不等，以10厘米及18厘米居多。中段走向偏东10°，南北峰顶各筑烽墩一个。

甘卜塔段：南接达加，北连关洛，走向偏东30°。自谷间向南北两面山坡延伸，省道徐(礼县徐家店)合(甘南州合作市)公路穿城而过，谷间平地有墙体350米，向南坡延伸100米，向北坡延伸120米，各与坡面壕沟相接。残高7米，底宽5.1米，顶宽2.8米，夯层厚8～18厘米，南北山头各筑烽墩。

关洛段：南接甘卜塔，东连俄藏，走向偏东75°，大体呈东西向。谷间墙体138米，缺损42米，最大残高7.2米，底宽7米，夯层12～22厘米，以18厘米居多。边墙内侧58米处有一堡城，略呈四方形，东西墙体各77米，南北墙体各72米，最大残高5米，南墙正中开设堡门，门墩间距3.3米，进深5米，夯层与边墙一致。

俄藏段：西接关洛，北连土桥，呈东西走向，过东侧山岩后，折而向北。河谷地段墙体总长550米，与东西两侧山岩相接，其中河道处有50米空缺，为过水通道及溪流冲毁者，山脚人行道处毁损20米。现存墙体基本完好，高达8米，是为原本高度。边墙内侧，有堡城三个，堡一居中，与边墙相距150米，堡二位于堡一西南50米处，堡三位于堡一东南约400米处，筑于山脚台地，堡内筑一烽墩。三堡呈三角摆布，如有战情，可相互策应。堡门一律开于南墙正中，即与边墙闇门反向开设，非常情况下，便于防卫运作。堡一北侧有宽达9.2米的护城壕。堡三高出河谷地20余米，可望边墙以外较远地段，堡内烽墩可随时示警。从以上构筑可知，俄藏闇门是洮州边墙线上的重要隘口。

俄藏闇内，堡城留存完整，以处于中心靠前位置的堡一为例，大体呈四方形，与边墙取平形方位，最大高度8米，与边墙等高。东西两垣各长98米，南北两垣各为96米，面积9.4千平方米，南墙正中设堡门，门墩间距3.45米，墙体夯层10～22厘米，与边墙同，可见边墙与堡城为同时筑成。

在洮河中上游今岷县至临潭、卓尼地界内，遗存有上起战国下至明清的历代城址，就其构筑来看，明以前城址夯层整齐，层高多在15厘米以内，同一遗址的夯层只有小幅差异，多在2厘米左右。惟明代城址的夯层呈现非整齐状态，凡边墙、卫城、堡城乃至烽墩，同一构筑体的夯层差异多在10厘米上下，薄层厚度在8～10厘米，厚层多在18～22厘米，个别遗址厚层有达24～26厘米者。这种非整齐、大差度特点，正好成为这一地区明代黄土板筑体的断代参证。在笔者考察的诸多明代城堡及烽墩遗址中，极少例外。

时代更迭，岁月悠悠，历经寒暑的洮州边墙沉寂于荒烟丛岭之中，已显残缺的墙体，无处不留有久远时光的印记。回望已经逝去的500年，我们反而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条边墙见证历史的意义和作用。

洮州边墙首先是一条军事防御线。

防御需要是修筑边墙的初衷，历代长城(含边墙)的修筑，一开始都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洮州边墙修筑于“西控番戎，东蔽惶陇”的重要战略位置，明清两代皆有驻军守卫，从而保障了西陲边地的稳固。长期以来，这条边墙起到了维护洮岷崛河湟地带安全的作用，保证了两代王朝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 

同时，洮州边墙又是一条经济交流线。

边墙的存在，不仅没有隔断民族区域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反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和边地的繁荣。在考察过程中，笔者注意到自边墙修建以来，这一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及由此而导致政治中心转移的事实。对此，还应从明初洮州卫城的修筑和洮州卫的设置说起。

洪武十二年(1379)，明廷设置洮州卫，筑卫城于东陇山脚。自此，卫城所在地长期为行政治所，从明代的洮州卫、清代的洮州厅一直到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临潭县。但卫城所在地西距洮州边墙将近百里，处于内外商流的不利位置，而距边墙不足10公里的旧城堡却因优越的边贸位置而日趋昌盛，逐渐成为茶马互市和边贸集散的重心，成为万贾云集的西部商埠。在5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不仅经济发展超过了行政治所，而且人口密度也远在行政治所之上。旧城堡的兴起及行政治所的衰落，全然因地缘所致，充分展现了洮州边墙在地域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经济重心的转移，势必引起政治文化中心的相应倾斜。1953年，临潭县治遂被迁往旧城堡，原驻地被降格为新城乡。时至今日，在临潭县城关镇即原旧城堡1.44平方公里内，人口达19 483人，而新城乡82.91平方公里内，人口只有10 983人(据1997年《临潭县志》)。一兴一废，全在于一盛一衰，究其历史原因，洮州边墙的修筑便是重要因素。

另外，临潭县治的西迁，还带来一个意外收获。原治所新城乡因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长期滞后，使洮州卫城幸免于毁，至今完好无损。明初卫城能完整留存于今的，全国罕见，在甘肃省则属惟一。在新城乡人口密度增大，经济提速初见端倪的当今，地方人士对卫城的文化价值已有了足够的认识，而今，洮州卫城已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对洮州卫城笔者另有专文陈述)。

第三，洮州边墙又是一条经济区域分界线。

边墙出现以前，这片地段属荒僻的无人区，为古代游牧地。边墙筑成后，逐渐有人定居，随着时间的推进，沿边墙线出现了不少村落，特别是关隘通道处，都成为重要定居点，人居密度渐大。沿边墙的河谷、川台及坡地被广泛开垦，从而成为民居连片的农业区，而边墙以外，长期保持游牧区的特征。500多年来，这种历史走向逐渐成为定势。今天，当我们实地考察时，在边墙沿线所看到的是满目农田，麦麻豆薯遍郊野，村庄相望，远近错落，边墙屏其间，如红线穿珠，鸡鸣犬吠，烟气氤氲，全然一派农家景象。墙以外，则为广袤草场，稀疏的牧帐，如云的羊群，也每见纵马扬鞭的牧民。这条边墙，至今仍是农业区域与牧业区域的分界线。

第四，洮州边墙还是一条民族关系交融线。

边墙各闇门，自明代以来就是民族经济交流的通道。边墙的存在，不仅使民族经济的互补优势得到有效发挥，而且促进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经济交流加强了生活联系，汉藏民族的通婚嫁娶世代不绝。走向边墙沿线的村落，立即会感受到汉藏文化的包容。汉族村落，藏式民居，入户访问汉族家庭，祖辈都有藏族成员；藏族村户，服饰礼俗无不渗透着汉族传统。在边墙线上，不仅能感觉到藏族的汉化，同样也能感觉到汉族的藏化。

回族是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远自明代，回族商人便活跃于洮州边墙线上，他们深入牧区，带去内地的茶叶、丝绸及各种工艺品，又将牧区的马匹和各种畜产品运销内地。其中，不少人选择边墙码头旧城堡为基地，开设商号，兴建清真寺，规模渐大，人口日增，全面涉足农工商等多种领域，与汉、藏民族共同发展，从而使临潭县城成为西北地区穆斯林文化的重要名胜地。边墙不仅没有造成民族之间的隔绝与对立，反而成为连接民族关系的纽带，促成了这一地区以汉、回、藏共为主体的格局。

“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阴”，当初修筑边墙是以单纯的军事防御为目的的，边墙筑成之后，却产生了综合性的社会效应，举一反三，从洮州边墙可推及历代长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又是多民族的统一体，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包括洮州边墙在内的历代长城，都曾发挥过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作者单位:岷县人民政府

文章来源：《丝绸之路》2004年S1期，第2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