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order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a civilisation, it seems to me, the question we must finally ask is not what great cities, what magnificent houses, what fine roads it has built and is able to build; what beautiful and comfortable furniture, what clever and useful implements, tools and instruments it has made and is able to make; no, not even what institutions, what arts and sciences it has invented; the question we must ask, in order to estimate the value of a civilisation —— is, what type of humanity, what kind of men and women it has been able to produce. In fact, the man and the woman —— the type of human beings, which a civilisation produces, it is this which shows the essence, the personality, so to speek, the soul of that civilisation.

为了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最终要问的问题，不是它是否修建了以及能够修建多么伟大的城市，多么宏伟的建筑，多么宽阔的马路；也不是它已经制造出以及能够制造出多么舒适漂亮的家具，多么精巧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器物；不，甚至也不是它创建了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艺术和科学。为了衡量一种文明的价值，我们最终要问的是：它能造就出什么样的人性，能造就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和女人——人类的具体表现形式，正是他们，展现了一种文明的本质、个性，也即那个文明的灵魂。                                     

                                                ——辜鸿铭《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读吴国璋《传统与生活——世俗篇》，序言里提到辜鸿铭老先生上的面这段话，着实吃了一惊，仔细一查，原文竟是英文，如上。也许因为在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散文里读到的辜老先生总是一个被奚落的老顽固形象，乍读到这样的文字，真有种石破天惊的感觉。这么有分量的话，由辜老先生说出，像是顽石砸地。

不知当年曾嘲笑过辜老先生的那些北大学子是否还健在，若还在，百年后再回头审视当年老顽固的所作所为，又会有怎样的感想。一个人固执的想要守住一种文明的现有形式，如此堂吉诃德式的作法，在当时也许的确可笑，多少年后却有着一丝悲情与动人，当我们今天发现，一个被“Democracy”、被“Science”之前的中国，一个心灵生活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已经永远消失的时候。

“落后即挨打”，如今再思索这道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紧咒，它不过是进化论的翻版，其隐含的实质是对弱肉强食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的默认，即：落后不仅会挨打，而且该打。这已经成为今天事实上的“正义”，一个弱小的国家或民族，它的统一或分离，是不能由自己决定的，在进化论的体系里，弱者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当这一准则用于衡量两种文明的冲突时，它又是带有歧视与偏见的，并且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歧视与偏见。正是这种双重歧视与偏见的压力，迫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思想上和体格上都走向了与自己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一过程的迅速和决绝，多少年后再回望，是多么令人惊讶！

然而文明之间的真正较量远没有弱肉强食这么简单，辜老先生所说的“文明”，其实是一种自治的文明，这样的文明，在今天已变得无法想象。一种独立的自治的文明，其命运要么是改变自身融合到现有的体系中去，要么就逐渐被淘汰。同生物界一样，物种并不是在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而是在朝着单一化方向发展。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已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推进变得无法逆转，只不过没有一方吞掉另一方，其漫长而复杂的融合结果始终是未知的。

辜老先生曾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词——“mob”，来形容19、20世纪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文化殖民，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英国人的“worship of the mob”。流氓习气，也许是一个守旧派的观点，但其中所隐含的无组织性和无意识，恰恰是文明融合的特征。我们现在就可以预见的，是过不了多少年，不但“北京人”、“上海人”、“汉人”、“蒙古人”这样的概念将变得模糊不清，“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名词，也都将只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我想强调的是，这里的意义，仅仅是“北京”、“蒙古族”、“中国”的意义，“北京人”、“蒙古人”、“中国人”将不再有实质上的意义，也不会再有所谓地道的北京人，地道的蒙古人，地道的中国人。即便在今天，我们说“中国人”，其实已经无法具体到什么样的人，因为除了语言文字，从生活中的男男女女身上，已经找不到一种单纯文明的统一特征，哪怕是极少数典型，就连语言文字的差异，也在逐步减小。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动辄喜欢说“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想说的那个整体早已不再存在，他们所说的，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整体。不管愿不愿意，国家、地区等精确地理上与纸面上的概念，已经方便而强制性地取代了一切。我们的后代，将不再有家乡，也不会懂得思念家乡。

当一套独立而完整的文明体系已不再存在，而新的文明体系已永远处于酝酿与变化的混乱之中，我们的选择或不选择，相信或不相信，都是毫无价值可言的。失去向心力的我们，所面对与所能应付的，只是单独的个体，幽灵般的一个个，散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