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情很深，应是接触密切、交流细腻，才会产生的相应情谊。按说，我和王绪刚只一面之缘，应没有什么交情，却对他没齿难忘。

文学创作，可谓我的志业。王绪刚是当初解决我创作后顾之忧的几位领导之一。《高原皇后（卷一）》面世后，我不敢贸然去见县领导，只是时任渭南市文联主席的丁文德先生，来蒲城为我奔走呐喊过，县委书记王绪刚便与县长刘仁奎，特殊情况特别对待，安排我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专职创作。在这个新闻比小说好看，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如果没有他们的当初，只怕今日的我，已穷困愁病到阎王爷那里去了。

创作需要宁静，我便长年蛰伏于村中老屋，对外则宣称在张家山哥哥处。人来张家山，自然很难遇到我。王绪刚任蒲城县委书记时，几乎每年都来张家山，可惜一次也没遇到过我。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文化馆搞的一次书画展览活动上。张经选馆长把我从村里召到展厅站台，向我唠叨说：“文化馆是个不起眼的单位，真没想到，王书记曾独自一人，步行来到文化馆跟我聊天。‘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大概是因文化馆有你这么个人吧？”并说他得寸进尺，竟斗胆邀请王书记来观展，“王书记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笑道：“我算什么仙？不过是我这个小文人也有幸，文化馆也有幸，遇到一个对文化感兴趣的县委书记而已。”

小县城对书画感兴趣者不多，来观展的人稀稀拉拉的，馆长也就没给我安排具体事情。我正大咧咧地和同事开玩笑，突然，王书记、刘县长领着县委所有副书记、县政府所有副县长，步入了展厅。小蚂蚁一个，我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吓得躲在同事背后，一声也不敢吭。张馆长则忙迎了前去。

那阵我的照片曾多次出现在报纸上，走在街上也时常被人认出。馆长似乎提到了我，王书记的眼光便投向了挤在一堆的同事，并落在了我身上，然后向我招了招手。我只得走到他跟前。他紧紧和我握过手后，便一一把领导介绍给我认识。我只好一一与领导握手，不知道说什么为好。王书记则在我和每一位领导握手时，不厌其烦地说：“多多关照，蒲城才子！”文学是愚者的事情，他的“才子”一说，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与领导握手罢，便很不自然地站在馆长身边。王书记又招手让我站在他身边，我更不自然了。他又向领导介绍起了我的《高原皇后》，极尽赞美之词。我只会傻笑。趁馆长向领导们介绍书画之机，我赶紧溜了。

王书记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哲学专业，博览群书，爱好文学。文友任晓岗曾在文章中，提到王绪刚说自己因何而有着深深的文学情结：“因为文学能陶冶人的情操，排斥一些比较世俗的东西，对人能有所升华，她是高尚的，神圣的，一个领导者要像先贤一样，知识涵量更高一些，感情更丰富一些，和人民群众的心更贴近一些，文学就不仅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了，更是有利于工作的武器了。以后不管工作多忙，文学将伴我终生。”我与王绪刚，只见过这一面，只说了几句话，但千言万语，都在《高原皇后》里。有《高原皇后》，我就和他有缘，就和他有过细腻的交流。

《高原皇后》题材关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恶化，是这个星球上对生命的根本性威胁。而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人都觉重要，人人都觉与己无关，因此是书题材属冷门，无法进入市场。卷一出版后，我便写起了一部战争题材的长篇《落难西逃》。2000年的一天，王绪刚陪同市委书记王杰山来张家山。据我哥说，王绪刚与他谈了几个小时，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谈《高原皇后》。当得知我正在修改《落难西逃》时，他断然向我哥说：“《高原皇后》肯定比《落难西逃》有社会意义。年纪越大，激情越跟不上，叫他趁着年轻，赶紧先把《高原皇后》写完。别拖，小心把这部书拖黄了！”

他离开后，哥就赶到老屋，强行将桌子上的《落难西逃》手稿扔进了纸箱，要我马上动笔写《高原皇后》。2003年《高原皇后》全书完稿后，我便长期感到精力不济。多亏王绪刚催促，如果拖几年，即便我仍有写这部书的欲望，却分明会失去写这部书的最好时机——无法再那么思维敏捷、激情饱满了。

《高原皇后》系自费出版。后来曾有人向我说：“你出书的时候，怎么不跟王书记吭一声？王书记临调离蒲城，特给创作组批了10万元，明眼人都知是资助《高原皇后》出版的。你生活那么困难，倒一声不吭，举债出了书，这笔钱就用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我跟王绪刚没有任何联系，不知此事是否属实。他是我遇到的行政领导里，对《高原皇后》最有心者，想来也非空穴来风。

2016年中秋节晚上，与哥通电话时，哥告诉我：不久前，王绪刚曾来过张家山。他询问了我的现状后，让哥向我转致祝福，说如果我有难处，只管向他张口，他一定设法帮助我。

赶巧我那卓有成就的国际知名科学家表哥回乡探亲，我当天陪同，情绪异常兴奋，晚上又听到哥这些话，竟至于喝了8片安眠药才入睡。王绪刚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我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县文化馆创作员，他却把我从小年轻惦记到了小老头，怎不让我深深感动？在这个唯利是从，处处讲用处的社会中，我对他毫无用处，他之所以如此惦记我，别无他因，就因我写了一部《高原皇后》。

唉！一部书，一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