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办分离”，中国篮协终于要走出第一步，但信兰成的想法刚刚公布即遭舆论“当头一棒”，原因是篮协的“一票否决制”被认为是换汤不换药。

“管办分离”的核心障碍是产权归属，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投资人（球队老板）和篮协完全不同。投资人认为，我们花钱办球队，为什么挣钱归篮协？篮协认为，没有我们办联赛，哪有投资人办球队打联赛的机会？CBA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每支球队能分到1200万元的地步，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否则改革无法进行下去。

我们国家的体制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讨论一切的大前提。生产资料包括我们脚下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商卖的房子产权只有70年。同样，职业篮球联赛CBA也是公有，属于国家而非个人，这是讨论“管办分离”的大前提，也是和美国NBA的最根本区别。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办职业篮球联赛，只要你能办得起来，吸引人看，赚得到钱，办得下去。NBA属于30支球队的老板，是私人公司，CBA属于国家，相当于国企，而管理CBA的永远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所谓的“一票否决权”，是管理权根本上属于国家的一种保证。这样看来，以篮协拥有“一票否决权”来否定“管办分离”的改革方向，其结果只能是CBA体制永远不要改。不让篮协有“一票否决权”，是要搞私有化么？

“一票否决权”的存在是必然的，就像国企在合资时国家必须至少占51%一样。“管办分离”成功与否，取决于一票否决的外延，到底哪些你要去否决。大事小事都一票否决，管理和运营等于没有分离。只有在联赛公司出台的政策与国家根本利益与政策相悖时，篮协才能运用一票否决权，比如影响了国家队打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影响了女篮联赛的正常发展，影响了青少年后备力量的培养。篮球领域内除此三种，篮协都应该放手让联赛公司去进行市场化改革。

明年的联赛公司是什么模样，会不会步“中超公司”的后尘？这才是应该争论的关键。中超公司并不成功，原因是他们只拥有商业开发权，联赛的运转、裁判的派遣，实际上都是足球管理中心在做。联赛公司如果拷贝中超公司，不如就不改了，要改就得彻底，让他们拥有联赛的运营权和裁判的派遣权，而运营权和裁判派遣权的根本拥有者，是各队的投资人，由他们投票决定大小事。

联赛公司的董事长肯定来自篮管中心，但他只拥有那“一票否决权”，此权之下，都归CEO。这个CEO在一开始可能来自篮管中心，但他必须全职脱离篮管中心这样的政府部门。CEO只代表投资人，而不是政府，这是管办分离的关键。在不远的未来，这个CEO应该是姚明这样的人，既懂篮球，也懂经济和管理，他应该是18支球队雇佣的最大的打工仔，如同大卫·斯特恩。

这样的改革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回想当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制，一开始也有姓社姓资的争论，后来的解决办法是承包期30年，土地是国家的，种什么怎么种，自己说了算，交了公粮留口粮卖余粮。对CBA来说，利润的一部分上交国家，供养国家队、女篮联赛和青少年培养，这就是交公粮。

“一票否决权”不应该成为“管办分离”的争论焦点，更不应该成为障碍，如同当年土地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国的体育体制积重难返，难就难在这第一步，体育总局畏首畏尾，所以比起其他领域的改革，起码滞后20年。当局好不容易有了改革的念头，先要鼓励它走出这第一步，然后探索怎么改。对于职业篮球来说，“管办分离”是大势所趋，晚改不如早改，小改胜于不改。

中国篮球再也耽误不起了，兵败马尼拉的教训足够深刻。所以几个月前我在呼吁“管办分离”时，着重提到了“一票否决权”，目的就是让当局放下顾虑，痛下决心。如果因此争论而把他们吓回去了，中国篮球的改革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