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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对俱乐部实行“限薪”，听起来好，做起来难。

“限薪”喊了不止一年两年，如果不是篮管中心领导换届，不会在这一年出笼。以前不做，是因为不切实际，与其一纸空文，不如不做。

其实早在2008年，“限薪”已提上篮管中心的议事日程，但不了了之。之所以在去年讨论，是因为夏天爆发金融危机，各队老板财富即将缩水，中心做未雨绸缪之计。但有没有金融危机，对“限薪”能否顺利实行关系不大。

从资本的本质上看，少花钱多办事天经地义。但即使在NBA，这也是难解的悖论。NBA有董事会，大卫·斯特恩带领大家开会，尽讨论一些怎样少花钱的事，大家畅所欲言，提的都是少花钱的建议。散了会一转身，大家干的都是多花钱的事。坐一起时，想的是少花钱，散了会，想的是夺冠。所以NBA要立规矩，定条文，上要封顶下要保底，既保护球员，又保护老板。

在这一点上，CBA和NBA没有区别，所有花钱的老板，都愿意球员义务劳动，为人民服务，让自己赚钱。但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一位老板愿意花一分钱，就有下一位老板愿意多花一分钱，只要能带来成绩。CBA和NBA的最大区别，是在花钱的问题上，NBA可控制，CBA不可控制。

CBA“限薪”的根本障碍，是审计。篮管中心不具备审计职能，也不具备审计能力。不要说篮管中心，就是中央的审计署，对CBA各家俱乐部也无可奈何。CBA的资本模式形态各异，都挂俱乐部的牌子，全国有、半国有，全私营、半私营，军队+民营，不一而足。这些资本来源不同，却有着同样的状态，那就是几乎都赔钱。

说赔钱，是以俱乐部为财务单位。大家都赔钱，大家还都在玩，是因为通过俱乐部，再通过其他途径，大家都还有利可图。这个“利”字，自古就没有变过，有的是通过地方政府获得经营便利，有的是即将通过地方政府获得经营便利，有的从来没想过经营，但行政命令不可不为。这是中国“职业”体育的基本状态。各俱乐部为了保持这种状态，极尽其能争取成绩，也算是中国篮球还能继续“职业化”的一种原动力。

只要愿意花钱，办法是人想出来的。CBA各俱乐部的薪水发放有各种方式，有的根据合同给钱，有的合同工资很低，队员挣钱靠的是赢球奖金。像南钢、首钢这样以国企为背景的球队，你看合同就可以了，但更多的球队用奖金激励士气，限了薪水等于限了士气。

这次CBA“限薪”，对中国球员和教练没有实际意义，50万、80万和100万原本就给大家留了足够的空间，关键在外援。外援是左右各队实力的关键，上赛季外援竞争达到高潮，既有引进“棒子”韦尔斯这样的亮点，也有争夺桑普森这样的纠纷。新赛季控制外援薪水，实际上触及了各队的实际利益。然而，俱乐部给外援工资用的是美元，办法五花八门。

以前俱乐部没有经验，曾有外援扛着包装着十几万美元现钞出境的笑话，结果让海关扣下。你在境内付现钞，出不去；直接打帐，要交税；给境外打帐，外援也要交税，因为美国对电子帐务有严格监控。俱乐部有很多办法可以替外援避税，无论在境外还是国内，都可以通过第三方转帐，更不用说老板在每场比赛后可以私下给外援现钞奖励。中国的财税制度，远不如西方那样发达，所以监控外援收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目前阶段，CBA“限薪”为时尚早，因为CBA的资本规模太小，还远未到“限薪”的时候。以每支球队每年投入1500万元为标准，15支球队（不计云南）一个赛季共投入2.25亿人民币，相当于3200万美元，整个联赛的投入只及NBA一支普通球队年投入的一半。这样的资本规模，远远没有触及投资人的商业底线，加上国内财务制度缺陷，突而破之，轻而易举。于是“限薪”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限薪”要实行，却要实事求是。CBA最大的矛盾是投资人的直接商业回报，说白一点，就是要让CBA火爆。而“限薪”恰恰与联赛火爆背道而驰，目前实行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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