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可以让一个婴儿长成一个闭月羞花的美女，十八年可以让一个婴儿长成一个健壮的男子汉，十八年也可以让一个志愿者变成一个职业记者。

时光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从婴儿到成年，那是多么大的变化。从志愿者到职业记者，是从辛苦到辛苦，而且如此心甘心愿。

如今我在五棵松，时光穿梭，回到十八年前的这时候，我在蒋宅口。五棵松和蒋宅口都是北京的地名，想必以前这里有五棵大松树，那里有蒋姓富户，大宅几进。五棵松是北京奥运会的篮球馆所在地，蒋宅口是北京亚运会的举重馆所在地。现在我是篮球记者，十八年前，我是举重馆新闻中心的志愿者。

在五棵松球馆见到各种各样的志愿者。有的在新闻中心，有的在大门口做安检，还有的在记者休息室整天对着三盘饼干和一台咖啡机，不能走开。他们和她们都一律穿着蓝色的运动外套，这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统一服装。而十八年前，我在地坛举重馆新闻中心，还穿着深蓝色的西装，白色的西裤，尽管是化纤的，但是看上去很整齐，惟一的不足，是脚蹬一双旅游鞋，我忘了牌子，可能是李宁牌的，不是鞋不好，而是和西服配起来不好。

看到现在这些志愿者的工作，我觉得十八年前的抱怨是不对的。有一位小伙子跟我说，他们一人发三套这样的便服，没有其他服装了，发这么多的原因是在来不及洗时，还有可换的衣服。是的，他们非常辛苦。有个小伙子在五棵松到主新闻中心的班车上值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车来来去去，而且比售票员还要枯燥。我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没有吃，下班再吃吧。我说你什么时候下班？他说6点吧，我一看，当时才12点。他说，吃饭的地方很远，在北京游乐园呢，不吃了。我说你这样不在乎自己的身体，爹妈不着急啊？他呵呵笑，看来家里宠惯的。

和这个小伙子做同样枯燥工作的是一个小姑娘，也是在这种班车上，从五棵松到主新闻中心来来回回。那天，整辆大巴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说这是专车啊，配一个司机，一个保镖。小姑娘说，我哪能当得了您的保镖？不过，今天有你坐车，我非常高兴。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经常整辆车只有我和司机叔叔两个人啊，所以有记者来坐，哪怕一个人，我就很高兴，觉得有成就感。

十八年时间，把一个志愿者的愿望都变得如此微小。十八年前在蒋宅口的那个小体育馆里，我和我的两个学长在新闻中心工作。我们的工作很丰富，在举重比赛开始前，要为记者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替他们安排座位。比赛开始后，我们要替他们递送最新的成绩报告，把每一张报告尽可能送到每一个记者手里。比赛结束后，我们三个人要轮流担任新闻发布会的翻译。当时和现在惟一的区别，是我们中心的主任要念开场白，通常这是记者最着急的时候，而在五棵松，开场白是由志愿人员来念，翻译则交给了职业的同声传译来做。

也正是在蒋宅口的地坛体育馆，我想做一个体育记者。我甚至和其中的一些记者在工作后仍然保持着联系。那时候的地坛体育馆是个小世界，我们是里面的警察、服务生、清洁工……总之只要我们能做的，都要尽量为记者做。而在五棵松，志愿者的工作被分得如此之细，每个人在他的岗位上只能做一件事，要么看门，要么站在资料柜前，要么送成绩报告，要么专门解答问题。我在每场比赛前，会拿几张资料，到咨询台前请她们用订书器订一下，几乎每次都是那个小姑娘，很认真地替我订好。

在记者席后面的走廊上，有无意中问一个志愿者小姑娘，平时看不看篮球。她说不看。我说你多幸运啊，可以站在这里看每一场比赛。她说我们要工作，不能看。她还说，喜欢篮球的，就不让来这儿了，怕影响工作。怪不得，那些小伙子们，在我过安检时对我非常客气，说苏老师您来啦，原来比赛的时候他们正在X光机跟前抓耳挠腮呢。

在以后的时间里，我每次会和大家讲一个志愿者的故事，希望以此表达对这些志愿人员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