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大学没有毕业的黑人球员海伍德在NBA饱受唾弃，因为按照NBA和NCAA的协议，一名篮球运动员必须在高中毕业四年后，才有资格到NBA打球，这样既能完善球员的大学教育，又能保护大学篮球。但海伍德家境贫困，提前投身职业圈，违规随超音速征战，到处遭受唾沫、可乐和硬币的袭击，有时甚至进不了球场。海伍德忍无可忍将NBA告上法庭，法官仲裁他有权大学不毕业就能工作，这就是“海伍德法案”。这个法案使后来的NBA出现了高中生，大多数球员大学未毕业就参加选秀。

12年前，比利时足球乙级联赛列日队有一名普通队员让·马克·博斯曼，他根据“罗马条约”第48条将俱乐部、比利时足协和欧洲足联告上法院，理由是他在合同到期后，不能自由加盟法国的敦刻尔克队，列日索取转会费，而当时的欧洲劳工法允许欧盟公民在合同到期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1995年12月15日法庭裁决：博斯曼以及欧盟的所有球员在合约期满之后，可在欧盟成员国内自由转会，新球队毋须支付转会费。这就是改变欧洲足坛转会规则的“博斯曼法案”。

2007年8月28日，中国北京首钢京隅队的球员巴特尔，有可能正式成为新疆广汇队的首发中锋，据传年薪高达400万，写下CBA史上天价。如果北京首钢分文未取，这将是第一例球星转会而母队毫无回报的CBA转会事件。不过，以中国篮球的现状，巴特尔很难促成一项“巴特尔法案”，改变目前球员难以自由流动的尴尬。

巴特尔和博斯曼颇有共通之处：他们都和母队结束了合同，母队都不愿意放人，而他们都是母队从小培养的人才。甚至根据劳工法律，两人都振振有辞：结束了一份合同，为什么还要给原公司赔偿才能走人？在跳槽已成时尚的中国企事业单位中间，闻所未闻。

然而，和12年前的欧洲足坛一样，中国篮球的体制远远落后于整个经济体。博斯曼之所以胜诉，在于欧洲足坛当时建立了完善的人才结构，而中国篮球真正能够胜任职业联赛的球员，远远不足400人，门外并不像NBA和欧洲足球那样，有大批高人虎视眈眈。篮球人才的超级匮乏，使各俱乐部对自己培养的球星依依不舍，流失后耿耿于怀，几年后仍念念不忘。

巴特尔从蒙古草原到北京时，才十几岁，普通话都说不利落。北京首钢从青年队开始培养，把他送进青年队、国家队，甚至赛季打到一半送到NBA。如果像NBA一样，CBA另一支球队有一个未来的巴特尔，首钢可以从容交换，就像超音速用雷·阿伦换杰夫·格林。超音速尽管放走了刘易斯，也能得到未来的选秀权，而首钢最不甘心的就是一无所获。

篮管中心不见得对首钢格外怜悯，但他们担心巴特尔引发中国篮球“地震”——如果大牌都像大巴那样，合同结束见高薪就走，各俱乐部将陷入混乱，一场无序的战争就此展开。篮管中心的文件原本对人才培养就有保护，所以巴特尔坐了一年的“球监”才有资格和首钢解除关系，对一个32岁的老将来说，一年没球可打，损失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两难中，篮管中心决定放手不管，让两家自行了结。

然而，即使巴特尔不由官方仲裁，以后类似的事件也会接踵而至。中国篮球处于两难中：既要保护各俱乐部培养后备的积极性，又要促使人才自由流动，增强活力。“博斯曼法案”终究有一天会在中国演变成“巴特尔法案”，不是不要，时机未到。

CBA或许可以出台一个“巴特尔过渡法案”：在若干年内，对原俱乐部培养的人才，废除合同到期后必须滞留一年的规定，新俱乐部出价多少，按50%的比例补偿母队。这样既促进人才流动，又可制约新球队漫天出价。

真正的“巴特尔法案”总有一天会到来，那会在多少年之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