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暑假，还不到十岁的我跟着在广州冶金局维修队做建筑工人的兄长去到了广州玩。那是我第一次踏足广州，兄长跟他们的一帮工友们就租住在离冶金局不远的中山5路的一间骑楼里。那是一间分三层的木板骑楼，我们就住在第二楼，因为三楼的人都夜归，感觉就是几个20岁左右的女人住着，而首层住的是一个戴着黑色宽边框眼镜的老人。

眼镜老人每天早上总是把放在屋内的几盘花搬出骑楼的走到边那用砖头砌成的雕花护栏上，然后用他刷牙用的漱口杯浇水。花不是很茂盛，但那些花盘却不小，加上泥土，每盘花应该有四五十斤重，因为兄长和他的工友们早早就去开工了，我独自一人很无聊，所以每天吃过早餐后就会到楼下看眼镜老人搬花浇花，这几乎成了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奇怪的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日子里竟然没交谈过一句话，眼镜老人最初也会给我一个笑容，但一个农村的小孩还是怯生生不敢跟陌生人谈话，就只是站在他旁边，无语看着，心里却在好奇地猜测着眼镜老人的身份。直至后来我哥的一个工友才告诉我，他可能是一个写文章的作家，因为每天都看他笔耕不懈，甚至通宵达旦。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作家的意思，只是好奇老人写文章的用途，不去工作，靠什么赚钱吃饭。但这反而增加了我对他的好奇心。于是在一天的早上，在眼镜老人搬花盘的时候，我壮着胆跑进他屋里尝试去帮他搬些出去。他当时怔了一下，跟住摆手说：“小朋友，花盘太重，你搬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话，但就这么一句话，却马上让我消除了对他因不熟识而产生的距离。于是在他淋花后，我敢在他屋子里四周打量。

里面的布置很简单，进门的右边是一个大书架，里面的书多到跟我乡下小镇的新华书店差不多，右边靠窗的地方是一张书桌，书桌上摆满了各种笔具，几沓原稿纸整齐地放于桌子的边缘，有些已经写满了字。书桌的上方挂着一张大大的黑白双人半身照片。见我的眼光紧盯这照片，眼镜老人就对我说：“那是我的结婚照，那男的就是我，那时候才20多岁，不像我吧？”接着他把眼镜扶了一下，指着照片里那个女的说：“那是我已经过世的老婆，她在文革时死了。”他说这话时，双眼分明地含着泪花。可惜当年年幼的我对文革还没有认识，还以为那是一次意外事故，普通得如现在的天灾人祸，而无法去感受老人可能遭受到的苦难。

有了交谈以后，我抛去顾忌，更勤的出入眼镜老人的屋子了。他有时也会跟我讲一些我喜欢听的故事，比如三国演义等等，但却从不讲他的过去，他是哪里人。他房里也没有糖果之类让小孩喜欢吃的东西，直到我的暑假快要完的某一天中午，我又去到他屋里，他拿出一个被报纸包裹的面包对我说：“我留着一个大包给你，我要离开这里了，也许再也不回来了。”当时的我正处于发育时期，但每顿吃的并不多，所以想也没想就把那包吃了。幼嫩的心竟没有意识到去问他要去那里，为什么不再回来。

果然就在第二天的早上，眼镜老人的屋子就关上门了，外面锁着一把很大的钢锁，那几盘花也搬到护栏上，湿淋淋的，似乎才淋过不久。直至我离开广州前的几天里，再也没见过他出现，他的几盘花也被邻居拿去种了。几天后，兄长的一个工友说楼下那老作家偷渡去香港了。但我想到眼镜老人那清瘦的身板，深邃而略带忧郁的眼神，这似乎很难把偷渡这种行为跟他联系起来，但我又真的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长大以后，我每次去到广州时，都会有意无意之间去中山五路逛一逛，或者我真的希望在那里突然碰见他，那个戴着黑色宽边框眼镜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