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走了，走在今年初春。因疫情原因丧事简办，其子女没有通知我回乡参加葬礼。我是今天才听一位来自老家的朋友说的，心情非常沉痛。

老师名叫宋耀宗，生于1933年，江苏响水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师范毕业分配到大丰，起先当过学校教师、报社编辑，后来在县委工作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空投”到供销合作总社。

我是1984年底与老师相识的。那时我是一名基层社小职员，怯生生去总社请求调动工作，想调到我父母所在乡镇。不料，接待我的宋老师看了请调报告，竟然夸我的文笔好，直接把我安排到海边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基层社当文书。

在新单位工作不满一年，总社需要人手编写社志，老师把我召唤到他身边。完成编纂社志任务后，我被留在机关里专职搞文字，在老师的辅导下写作水平日渐提高，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14篇文章，成了他的得意门生。

老师在大机关工作多年，阅历广资历深，气场非常强大。他衣着庄重得体，不苟言笑而又不失和蔼，兼有官员和学者的双重气质。他不仅文字功底深厚，而且精通哲学，讲话很有逻辑性，处理事情公正合理令人折服。他嫉恶如仇原则性强，常在党委会上发表不同意见，即便职务比他高的人，对他也心生敬畏。

现实中的宋老师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在他麾下做事的那些年，是我非常舒心的日子。他秘书出身，熟知挑灯“爬格子”的辛劳，任务下达后，便对我上下班时间不作要求。我还没提干的时候，到下属工厂、基层社调研采访，他都会批准用车。对我去高校进修、去外地参加带有旅游性的会议，他也是有求必应。他看似严肃，对人却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退休前他曾回忆说，他管机关经费批核十多年，仅挡过一张明显不合规的票据没有批报。

1990年秋，我们系统一批老干部去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老师安排我带队，叫我顺便也做一次体格检查。没想到，体检时发现我患有严重疾病，随即被送进空军医院，几天后转入危重病房。紧要关头，老师亲自与我单位有协作关系的空军疗养院联系，以组织的名义请他们出面关照，务必让空军医院召集地方大医院专家会诊，不惜代价全力抢救。

治疗了两个多月，我终于治愈归来，健康地活到现在。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救命之恩，是我人生旅途中遇见的贵人。

在老师身边工作的那些年，我学到不少知识，也感染了他的一些品性和气质。他很欣赏我这个学生，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向我学习，以至我那四个师弟及弟妹们，多年后有的当了局长镇长，每次见到我都还非常客气。

老师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去拜望，师娘说以后不许再带礼物来。第二年再去他们家拜年，师娘果然逼着我把东西带走。没法，临走时我只好暗示老师下楼。到得楼下，我说，师娘规矩再大，也得让学生表个心意呀，求您把香烟带回去抽吧，否则我会很难受的。老师知道我的为人，还是给了我面子。

十五年前，我来到苏州定居，事务缠身路途遥远，很少回乡见老师了。前年回大丰，听说老师身体不适住在医院，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了他。那天，老师拉着我的手，亲切地交谈了约有二十分钟。陪护他的二弟妹和四弟告诉我，这是老爷子住院以来最开心、最长时间的一次见客。

刚才与总社宿舍区一位老同事通电话问情况，悉老师去世前并无致命性大病，只因九十高龄器官老化衰竭。无疾而终，令人感叹，那是大徳之人一生修行的善终呢。供销社系统的同事们会记住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我更是没齿难忘这位尊敬的师长。

宋老师，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