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集是我年少时向往的地方，这里有个名气很大的饭店。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若论我对家乡这座小城最深切的记忆，比较而言，还是那家饭店。

 该饭店的名字浸润着历史印迹。曾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它叫东方红饭店，七十年代后期改称大众饭店，九十年代又借用1949年之前“台北县”旧称改为台北饭店。

 我从小随母亲在乡村生活，日子过得很清苦。每当学校放长假，去父亲工作所在地大中集小住几日，便成了我的一大享受。记得十岁那年刚学会骑自行车，就一个人赶三十里路去了。其实，父亲单位食堂伙食也只是家常便饭，我感兴趣的是去“东方红”吃面条、肉包。

 那时，父亲是他们公司驻外采购组组长，常年在江南一带奔波，我去大中集就一个人住他的宿舍，以此为落脚点，大街小巷溜达“见世面”。父亲把食堂饭菜票放在书桌上，也心照不宣地丟十几枚硬币在旁边。钱有限，我正常在公司食堂吃普通饭菜，隔几天去“东方红”买肉包解一回馋，有时晚上逛街或看电影饿了，也会去那里花七分钱吃一碗大份鱼汤面。

 作为小城里的顶级饭店，当然不止面条包子这类小吃，还有更好的菜肴，可我一介穷小子，从不敢问津，二十岁之前没吃到过这里的大菜。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大中集有了朋友，但那时人们的工资只够养家糊口，自然没法请我下馆子，每次到城里办事拢朋友家，他总是拿着搪瓷缸带我一起去饭店，买一两个炒长鱼、炒猪肝之类的炒菜，回家放在饭桌上点缀一下。饭店大厨制作出来的菜肴，果然不同寻常，味道好极了。

 真正在这家饭店点菜吃饭是1982年。几个同事下班后一起从乡镇骑自行车去大中集看电影，大家凑份子到大众饭店“潇洒走一回”。不料，装腔作势坐进“雅座”，椅子还没捂热，服务员就把我们赶进了大厅。原来是来了一位城里的老主顾指明要这地方宴客，服务员只好叫我们这群没出土气的毛头小伙子让位。一肚子憋屈，骂骂咧咧，那顿饭吃的几个菜,根本没品出味来。

 这家饭店之所以名气大，因为它是国营单位，位于市区中心地段，且规模庞大，三层楼房围一周构成口字型，东西两侧都是小城里较繁华的大街，领班厨师也是当地顶尖高手，故即便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里仍是除政府招待所之外最高档的饭店，且集餐饮与住宿一体化。我参加工作后出差进城都住这里，通常是六人间，每个床位1.80元。四人间的贵一些，我报销不了。    

 如果台北饭店有历史记录仪，我年轻的身影断续在这里闪现，定是小馋猫加穷小子形象。直到1982年，我才碰巧阔气了一回。那天，我和妻子进城办事欲住这里，在登记窗口为住不住4.88元的单间争论不休。账房先生“啪”的一声扔出一把带铁皮牌的钥匙，说“住吧，不要钱，退房时把钥匙还给我就行”。怎么回事？噢，原来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呢。我说你不是恢复高考后去南京读书了吗？他说，念了三年中专，回来分配在饭店干这个，满腹怨气无处发泄，就利用工作之便为老同学作弊一回吧。既做人情又解气，我们哈哈大笑。

1985年夏天，我奉调进城，单位一时没宿舍可安排，为我在台北饭店包了个单间过渡半年。公费包房，夹着皮包进出，偶尔在饭店里招待朋友吃饭，鸟枪换炮了，服务员视我为贵宾，每天帮我备好茶水、打扫房间，直到这时我才狗模人样在这里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

 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小城第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快，环境优美的高档酒店、宾馆陆续出现。到了九十年代，台北饭店在这座城市已只能算二三流档次的吃住场所了。过了几年推行企业改制，一位饭店负责人买下了这家企业。接着，它的外在形象旋即崩塌。老板把一楼全部分隔成一间间门面房对外招租，锅灶上二楼只保留了传统面点项目，三楼老式旅馆维持原状。

 台北饭店的包子、鱼汤面，是该饭店改制下岗又重新雇佣的老师傅们做的，传统特色保留了下来，对小城里上了年纪的人具有吸引力，故这里每天上午早点生意依然红火。我也属于怀旧之人一族，每次回乡必定去这家饭店用早点，补偿年少时没吃够的肉包和鱼汤面。

 前不久回老家，我吃完早餐信步上三楼，发现这里竟然没作半点装修，还是三十多年前那副模样。在一圈客房中也有一两间添了便具淋浴元素，但里面陈设故如昔年，卫生状况、灯具配置也不讲究，一晚房价80元。晕，我住一路之隔的全季酒店，同样面积的房间，人家每晚房费320元。

 台北饭店如此陈旧，还停留在三四十年前的档次上，与小城里的新建酒店没法比了。我和家乡朋友聊过这事，他们认为改制后的老板没有市场眼光，抑或是没有财力装修改造。我却不以为然，倒是隐隐感到这位老板恐怕是个城府极深的人。但凡当年改制的企业，或多或少都有难以言说的故事，是快速扩张显富张扬，还是隐忍不发静水深流，取决于经营者的阅历和品性。

大智若愚乃高人。也好，还有台北饭店老招牌挂着，还有传统特色肉包鱼汤面让老食客们解馋回味，还有三四十年前的旅店旧模样让老顾客参观怀旧。说不定歪打正着，这台北饭店会成为一种历史标本呢，那原汁原味保留下来的江南古镇，不都成网红打卡地了嘛，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