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218.17.239.*的网友 于2003-01-26 17:33:52 就快讯：思科控告华为要求停止侵犯其知识产权 发表评论

　　我是一个媒体工作者，因为工作缘故而同IT企业接触较多，虽然我经常为采访不到华为而生气，但私底下，我仍然认为华为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之一。我接触到的大多数华为人，做事踏实，作风朴实，并较相当低调，虽然有很多人谈到公司时信心满满的样子，但那是为他自己的公司而骄傲，也就是在为他自己而骄傲，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虽然华为一向低调，但由于树大招风，华为公司的一举一动经常在坊间有所议论，但这也从反面显示了这家公司的影响力。但是我认为，一些人对华为印象不好，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华为不了解，这其中有多少人是真正跟华为有过接触的呢，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当然这与华为的宣传策略也有关系，因为他们一向低调，“我只管走自己的路，任他们说去吧。”所以他们并不太重视利用媒体这块平台，当然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曝光了。以我的职业经验看，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为媒体贡献许多个头条新闻，他们可以赢得众口一辞的赞美声，当然也可以赢得最多的人气指数，树立完美的公众形象。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在一个浮躁、轻狂、急功近利的年代里是多么难得呀！要知道我的邮箱里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企业发来的类似广告一样的信息。当然这一点给我的工作造成了障碍，所以我对华为也略有微辞，一是因为不容易采访，二是因为他们几乎不订阅大众媒体，三是因为他们只向专业媒体投放广告。

　　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仍然对这家公司保持高度的关注。这种关注最早缘于1998年长江发的那场大洪水。当时华为捐了4000万，而那次最多的是香港的李超人，捐了5000万，所以华为堪称前几名了。但当时电视上的镜头仅是一闪而过，主持人的介绍也相当短，而其他捐得少得多的企业，主持人的溢美之辞却不绝于耳。看来华为人的低调渊源久矣。

　　但是这并不妨碍这家公司在业界的蓬勃发展，也不妨碍它在国际间的崭露头角。去年年底，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曾经组织了十多家全球驻香港及亚太地区的知名媒体访问深圳，这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社、《亚太金融时报》、彭博社、美国《财经》等。除了采访于幼军市长外，华为是这些记者唯一点名要求采访的企业。在华为坂田基地，这帮记者不时发出惊叹声，感慨中国居然有如此强大的企业。华为坂田基地完全是国际气派，甚至胜过欧美许多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基地。而让他们再次发出惊叹声的事件是，在采访完蛇口招商物流后再去红树林参观的途中，他们看到了一辆劳斯莱斯车。一位路透社记者对我说，他十年前到过深圳，感觉很差，没想到十年时间竟然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这几年，会展经济很发达，媒体间一直充斥着有关高峰会、论坛及明星企业家、十大**新闻之类的报道，但关于华为的报道在大众传媒中却很少，有的也是从政府机构中放出的消息，而任正非似乎也从不参加这种类似于走秀之类的会议。

　　然而他在过去两年里却写了两篇很有名气的文章。一篇是《我的父亲母亲》，如果我的信息源没错的话，应该是在他母亲故去后不久写的。后来这篇文章在广东省委办的《广东党支部》中登载了出来，我通过网络匆匆浏览了一下，老实说，我有一些感动，但很淡漠，因为我所见过的底层的不幸已经够多了，这些很难触动我的神经。而且我所接触过的很多名人也很喜欢讲述他们过去的苦难，以此来作秀，好像他们成了名人，他们的苦难也马上身价倍增，变得不同寻常似的。我跟我一些媒体的朋友讲过这篇文章，他们虽然没有看过，抑或是我的口才欠佳，所以他们大多也都不以为然。当然我相信任正非不太可能是去作秀，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对父母故去的伤感是真实的，因为这是人之常情，况且他还需要在那种时刻作秀吗？

　　而另一篇文章《华为的冬天》则确确实实敲打了我的神经。从我手上掌握的资料来看，那时的华为正如日中天处在巅峰期，但任正非却居安思危大放危言，这与许多爱说好话、爱听好话、爱放卫星、无端拔高，甚至不惜说假话的政客及国企老板们多么不一样啊！中国的官员及企业家们太需要这种精神了。

　　正是基于这些了解，所以我觉得任正非确实是值得尊敬的。他应该不太精通技术，但他一定有着超常的人格魅力，否则领导不了数以万计的业界精英，也不可能把一个企业做得这么大。我也相信，在他的成功之路上一定布满荆棘，正是经历了太多的磨折，所以他才能在外间的事事非非面前置若罔闻，安之若素，今次被思科的控诉也是如此，在思科组织大批人马专门收集海内外媒体反映，利用媒体平台大放厥词的同时，华为仍然是如常的低调，对媒体的声明也仅廖廖数语，多么地淡定！

　　基于我对媒体规则的熟知及对华为的了解，所以我不太相信思科的控诉，虽然我并不太懂得技术。但是我知道，诸如命令行之类的极为浅显的东西根本不值一提，这就好比说大家都穿西装打领带，你难道得去打根红领巾才能够说是不侵权？再比如说产品的一些外观很相似，难道说你能生产四轮的汽车，我就非得生产三轮的？思科在业界已经雄霸多年，华为作为后起之秀，要想打破思科的坚冰，有些模仿我想是出于竞争的策略需要。

　　至于说到源代码，我想，华为做到这么大，如果仅靠剽窃，没有自己的东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要知道如果在源代码上是靠偷人家的，那么以后得无穷无尽地偷下去，因为人家的软件程序哪怕只更改了一丁点儿，你也得跟着不断地更改，那么也就得不断地偷，这有可能吗？而现今，华为的产品能够兼容思科，并且还有其余的功效，那就绝不是一个偷字能够解决。

　　日经报对于此次诉讼的报道是，模仿不等于剽窃，如果华为在路由器及交换机上剽窃了思科，那么思科在ISO上也剽窃了朗讯，这类事情在美国的硅谷简直就司空见惯。而就在十天前，另一电信巨头阿尔卡特也起诉思科对该公司进行剽窃。日经报的报道还称，我们确实需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公平，思科选择在一个以“长臂权”而著称的城市起诉华为，而且不是华为美国，中国的华为很可能会输掉那场院官司，但我想，思科输掉的恐怕是正义与民心。

　　这些年来，通过我对企业的接触，其实我很想说的是，中国太需要像“巨大中华”这样的企业了，外国公司到中国的目的并不是想发展中国，而就是为了赚中国的钱，有很多公司是拿着在他们国家已经淘汰的技术，已经禁止的产品，再到中国来赚钱。如果在中国的产品还算跟得上时代的话，那价格也是贵得惊人！下面我仍然举两个跟华为有关的例子。

　　一个是关于微软的，其实微软几年前也曾与华为为盗版软件问题交恶，事件的经过已不重要，结果却是微软向华为开了一个价码，这个价码是该软件在美国本土的10倍，而且条件也要严苛得多，华为一气之下便改用了另一家外国公司的产品。

　　另一个是关于思科的，据美联社报道，华为已成为思科全球最大的噩梦。大家由此可以想见思科与华为在海外的竞争是多么激烈。这里举一个非洲市场的例子，大家可能想不到，在全球最贫困、最落后的非洲国家里，思科的通讯产品却是全球最贵的，思科就依靠对这些最贫困的国家与民众的剥削来平衡其在本土及其他市场上的高额成本与低价促销。由于通讯设施的投入极高，所以许多非洲穷国根本无力购买，在思科一统天下的年代里，他们又没有其他的选择，于是由思科贷款卖给他们，后来华为的产品进入了市场，这些穷国才发现华为的产品也很好用，但价钱却是如此之便宜，于是在思科与华为竞标的过程中，想选用华为的产品，但是思科便以收回贷款为由相威胁，由于他们无力偿付，于是只好再去用思科的产品。但是他们地因此而记住了一个名字，那就是“中国”。

　　由此我想说的是，作为弱势群体，作为落后国家，如果你不能自强自立，而把别人的些许恩惠当作救世主，那么你永远是悲剧的主角，永远不能翻身。西方的许多巨头公司进入中国，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有利，但人家图的经济利益，他们不会考虑你是发展中国家，你的国民还很贫困而仁慈地放弃他们的利益的，而一旦形成垄断，那么几乎可以断言，他们的产品一定是天价，这一点仅从日本的家电、汽车到美国的通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上，就可以看到这是一条铁血规律了。在他们眼里，你的国家越穷越好，与他们的国家差距越远越好，最好是不要有丝毫的抗争力，在他们国家面前毫无反抗力最好，否则怎么能够突显他们的位置呢，否则他们怎么能够随心所欲、耀武扬威、为所欲为呢？

　　所以中国要自强自立，要支持自己的民族产业，而国人也要自强自立，要拥护民族企业的产品。所以我现在一直热衷国货，也对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怀有深深的敬意，对像任正非一样的民族企业家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