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成于众手说”献疑

刘  强

【内容摘要】关于六朝志人小说名著《世说新语》的作者，一向题作宋临川王刘义庆，然自明代陆师道首创、近代鲁迅再申以来，“成于众手”说渐成定论，当代学者多次撰文证成之。然，此说并非没有破绽。本文从刘向与刘义庆的源流关系及其振兴家族文化之抱负、刘义庆的生平履历及儒释杂糅的思想倾向、《世说新语》的纂辑性质与编者之关系三个方面加以论析，认为在《世说新语》的编撰过程中，刘义庆绝非仅仅是袖手旁观的挂名“主编”或“总编辑”，而是不折不扣的“第一作者”，其对《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思想趣味及整体风格，起着至为关键的统摄作用。

【关键词】《世说新语》；“成于众手”；刘义庆

 

 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有赖于多种文化传统及现象的培植烘托，特别是对于那些集大成式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其产生过程更为复杂，常常是主观与客观、必然性与偶然性合力作用的结果。六朝志人小说名著《世说新语》（下称《世说》）便是如此。因为年代久远以及文化生态的历史特殊性，在《世说》的成书问题上，留下了不少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作者是谁？是一人独撰，还是“成于众手”？

一、“成于众手”说的形成

 关于《世说》之作者，历来官私书目皆题为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撰。但奇怪的是，《宋书》编者，稍晚于义庆的齐梁人沈约（441—513），则于义庆本传中列举其著述称：“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而于《世说》诸书，只字未提。要知道，沈约的时代离刘义庆最近，沈约出生时，刘义庆还健在，更重要的是，沈约还编撰过一部颇类《世说》的书——《俗说》，而根据近人辑录的《俗说》佚文，其中两条还与《世说》有直接关系[1] 。然则，沈约在为义庆作传时，为何只字不提《世说》呢？萧虹以为“写传记的人往往只采取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件，《世说》、《集林》，以至于《隋志》中著录为刘义庆的作品，如《宣验记》、《幽明录》等，在沈约作为史家的眼光中，也许是认为无关重要的，所以一概不提，也是很有可能的”。[2] 又引萧统（501-531）《文选序》以证当时文学观念之重雅驯文赋而轻子史稗官[3] 。此说庶几可以成立。

 不过，沈约虽未提及刘义庆撰有《世说》，但沈约同时人、为《世说》作注释的刘孝标却提到过。《世说·假谲》第10“诸葛令女”条，孝标注云：“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之言，所轻多矣。”康王即刘义庆的谥号。此即《世说》作者为刘义庆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内证”，说明至少在刘孝标眼里，《世说》的作者非刘义庆莫属。不过，孤证不立，而且孝标这么说，仍不排除其他人参与编撰之可能。再看沈约在《宋书·刘义庆传》里怎么说：

 

 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丰城也。”……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

 

这一段记载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沈约并不否认刘义庆的文学才华，有“吾家丰城”、“宗室之表”云云可证。其次，从“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可知，沈约对刘义庆的文才略有保留。第三，“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及引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为佐史国臣数语，又透露出刘义庆以宗室之尊，具有相当的文学号召力。“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云云，一般以为是宋文帝刘义隆（407－453）敬畏义庆之文才，但联系上下文来看，“加意斟酌”更多的还是怕自己贻笑义庆身边的那些“文学之士”。据此大致可以判断，在文学上自视甚高的沈约对刘义庆的文学成就绝不似后人那么肯定而颇有怀疑，以至给后人留下联想和揣测的空间。如明代陆师道（1510-1573）《何氏语林序》就说：

 

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4]

 

    陆师道大概是第一个提出《世说》“成于众手”的人。此文当写于《何氏语林》付梓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一百多年后，毛际可（1633-1708）在《今世说序》中称：“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云：“《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成于众手，未可知也。”[6]

 针对此一问题，当代学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萧艾、王能宪等为代表，认为刘义庆是《世说》的编撰者，其他人不太可能参与编撰[7] 。“在《世说》中难以找到什么有力的内证，来证明此书是众手所编而成的。……《世说新语》历来著录为临川王义庆所撰，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记载”[8] 。另一派则以杨勇、萧虹、范子烨、宁稼雨为代表，他们的理由综合起来有三：第一，“《世说》编次颇多重复，称号又不一律，鲁迅所谓成于众手，其言可信”[9] 。第二，刘义庆“才词不多”，“《世说》乃才子之书，非超群之手莫办。……在编撰《世说》的过程中，刘义庆只能充当主编，发号施令，总理全局，而非具体执笔人”。[10] 第三，临川幕府多贤，考察袁淑、鲍照诸人的文学才华，他们不可能与《世说》无关。至此，“成于众手”说几成定论。

 不过，学者们大都承认，刘义庆作为《世说》的“主编”或“总编辑”当无问题。萧虹完成于1982年的博士论文，最早对“成于众手”说进行细致考辨，特别是对刘义庆本人及幕府中袁淑、鲍照等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认为刘义庆在《世说》的编撰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义庆具备了编撰《世说新语》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世说》基本上是他的精神产儿，尽管他有何、陆、袁、鲍诸人在实际工作上的协助。以现代的说法，他应是总编辑，而其他各人只是助理编辑而已。”[11] 此后，范子烨、宁稼雨又分别撰文论证此说[12] 。

二、刘义庆主撰的可能性分析

 窃以为，在《世说》的编撰过程中，刘义庆绝非仅仅是袖手旁观的挂名“主编”或“总编辑”，而是“笔削自己”的“第一作者”，其对《世说》之编撰体例、思想趣味及整体风格，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首先，编撰《世说》这么一部笔记小说，刘义庆比幕府中其他文士更具“愿心”与“愿力”。学者多认为刘义庆《世说》之书名与刘向《世说》、体例与《说苑》、《新序》等渊源有自；特别是分类编撰及故事性、对话体等特点，都可看出刘向著作的影子。故余嘉锡《世说新语辨证》云：

 

 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13]

 

    余氏的这一推论长久以来影响着学界对《世说》成书问题的判断。这里，我们先撇开书名问题不论，也不管是否如向宗鲁所怀疑的那样，刘向《世说》一书即是《说苑》，我们只须确认：既然《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则刘向与《世说》之关系便是一目录学意义上的文化事实。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刘义庆而不是其他人，要“用向之例”，“与向书相续”，编撰这么一部《世说》？这其中有无其他微妙关系？对此一问题的考察，可以直接为我们解答刘义庆在《世说》编撰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事实上，《世说》与另外两部被认为是集体编撰的典籍——《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创作动机。后两者皆系地位尊贵的王公召集门客所编撰，史有明文，铁案如山，且两部书都带有集大成之特点，至少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并非要模仿某一位古人的著作，在书名、体例及类目问题上，甚至还带有某种“原创性”和“学术性”。而刘义庆的《世说》却有着远绍先祖的编撰动机。盖因刘义庆与刘向这两位刘氏之渊源绝不仅止著作，还有着更为绵长深远的血缘纽带。《宋书》卷一《高祖本纪》载：

 

 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汉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后也。交生红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强，辟强生阳城缪侯德，德生阳城节侯安民，安民生阳城釐侯庆忌，庆忌生阳城肃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东武城令某，某生东莱太守景，景生明经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晋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国掾熙，熙生开封令旭孙，旭孙生混，始过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东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翘，是为皇考。高祖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

 

据此可知，宋武帝刘裕乃楚元王刘交第四子刘富的第二十一世孙，刘义庆则为刘富的第二十二代孙。考《汉书·楚元王刘交传》：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

 

又，楚元王刘交生七子，第四子休侯富，生辟疆，辟疆生阳城侯德，德生彭城伯向。可知刘向乃刘交五世孙，刘富曾孙，亦义庆祖上也。最先发明此说者是台湾学者马森，其完成于1959年的硕士论文称：

 

 临川王与刘向同出楚元王交之后，向为元王五世孙，义庆为向兄阳城节侯安民十八世孙。义庆书成，即以其先世亡书之名以名之。[14]

 

也就是说，刘义庆编撰《世说》，与其作为彭城刘氏的杰出后人，曾编撰表彰彭城先贤的《徐州先贤传》和“述皇代之美”的《典叙》一样，实有着弘扬家族文化、延续祖先功业的现实抱负。刘裕赞其为“吾家丰城”，未尝没有对其在家族文化传承方面的期许与肯定之意。此一发现比余嘉锡更进一步，可谓知其然又明其所以然。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断定，《世说》之编撰，刘义庆绝非仅是挂名主编，而是责无旁贷的倡导者和亲力亲为的总策划。

 其次，在思想旨趣上，两部《世说》又颇不相侔[15] ，这与刘义庆的身世履历及基本思想大有关系。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设立儒、史、玄、文四大学馆，由雷次宗主持儒学馆，何承天主持史学馆，何尚之主持玄学馆，谢元主持文学馆。这一举措对当时文化生态产生过极大影响。对此，论者多着眼于文学获得了相对于学术的独立身份，而常常忽略了经过三百年乱世，儒学之地位又被重新确立之事实。受时风影响，义庆思想上可以说是儒、道、佛杂糅，颇具“辨异而玄同”之玄学气质。其少壮时即有儒家济世之志，尤其对于儒家孝悌之道颇为尊崇。《宋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载：

 

 时有民黄初妻赵杀子妇，遇赦应徙送避孙仇。义庆曰：“案《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虽遇市朝，斗不反兵。盖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夺，含戚枕戈，义许必报。至于亲戚为戮，骨肉相残，故道乖常宪，记无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仇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于酒，论心即实，事尽荒耄。岂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仇。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

 

 观此可知义庆对儒家经典至为熟悉，而对儒家崇尚之孝道推崇备至。表现在《世说》的编撰上，也一目了然。如《世说》三十六门以“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居首，《德行》门47条故事，其中十多条关乎孝道。[16] 此外，从《仇隙篇》的几条复仇故事，也可看出义庆对符合礼义的复仇行为怀有理解之同情。

 根据刘义庆的各种传记资料，可知其生活在刘宋王朝皇族和宗室猜忌和杀戮最为激烈的多事之秋。作为宗室亲王，又是朝廷宰辅的义庆，深感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为全身远祸计，不得不自求外镇[17] 。《宋书》本传称其“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大有深意。周一良曾敏锐地指出：“所谓‘世路艰难’，我想就是刘宋旧史里的隐晦之词，而被沈约沿用下来。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18] 又《旧唐书·音乐志》载：“《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所作也。元嘉十七年（440），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妓妾夜闻乌啼声，扣斋阁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兗州刺史，作此歌。故其和云：‘笼窗窗不开，乌夜啼，夜夜望郎来。’今所传歌似非义庆本旨。辞曰：‘歌舞诸少年，娉婷无种迹。菖蒲花可怜，闻名不相识。’”诗歌产生的背景如果属实，则义庆在兄弟残杀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其心境难免如惊弓之鸟，遑遑不知所之。

 政治斗争的残酷竟能使兄弟相残，同族操戈，这是怀有儒家淑世理想的刘义庆难以理解和承受的精神重压。其政治倾向在《世说·政事》篇中，有着十分鲜明的表现。如《政事》第３条：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

 

“绥之以德”、“抚之以仁”，表露了义庆对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高度认同。同篇第９条：

 

 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

 

又同篇第10条：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义庆之所以选择这些故事入书，未尝没有对现实政治过于严酷的一种规谏和讽刺。特别是《政事篇》第19条记：“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式，桓歆小字也。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着。桓公云：‘我犹患其重。’”桓温虽一代枭雄，为荆州刺史却能仁民爱物，这与同样做过荆州刺史的义庆可谓“心有戚戚焉”。《宋书》本传载：“在京尹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义庆留心抚物，州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年听遣五吏饷家。先是，王弘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政事》篇中还将王导、谢安的清净无为之政，与庾亮、庾冰的严苛峻烈之政进行对比，流露出执政者即使不行仁政，至少也该像王导、谢安那样，善于抚物、从善如流，一句话，宁为愦愦、闷闷，亦不愿苛苛、察察也。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使义庆深感“世路艰难”，人生无常，其思想渐从儒家转向佛道。

 前引《宋书》本传还有第一段话对于了解义庆晚年心境至为重要：

 

 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

 

从“无浮淫之过”，到“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正是“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的必然结果。在那样的险恶环境下，与其做一个道德上没有瑕疵的完人引人猜忌，不如奉养僧道，废损钱财，以示息心权位，与世无争。根据《高僧传》的记载，义庆曾与多位僧人有过密切交往，其中有天竺僧人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哆以及昙冏、道冏、释道儒、慧观等。事实证明，这与《世说》编撰关系甚大。今按《世说》所载晋代高僧计有：佛图澄、竺法深、高坐道人（即帛尸黎密）、道安、竺潜（法汰）、支遁（道林）、于法开、道壹、支愍度（一作支敏度）、慧远、僧意、法虔、康僧渊、康法畅（《世说》作庾法畅，误）、僧伽提婆、法冈道人、北来道人等近二十人，散见于《德行》《言语》《文学》《方正》《雅量》《赏誉》《品藻》《规箴》《伤逝》《栖逸》《术解》《排调》《假谲》等篇中，约八十余条。加上两晋名士礼佛弘法之记载，至少也有百余条之多。“尽管关于《世说》作者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占压倒优势的是‘成于众手’说，然义庆所起作用之巨大，仍为不争之事实。别的姑且不论，若无义庆的‘晚节事佛’，广交沙门，那么《世说》对魏晋佛教记载的丰富程度恐怕就要大打折扣。”[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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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书影

三、从纂辑之书的性质看作者问题

 以上，是对刘义庆与《世说》编撰的大致分析。窃以为，比之“义庆独撰”说，“成于众手”说并不更有说服力，只要你以某种说法为论点，总能找到支持这一论点的若干论据。学者们论证《世说》“成于众手”时，都抓住刘义庆“才词不多”这一点，以为其没有能力编撰这么一部书，而袁、陆、何、鲍诸人才华横溢，又被义庆引为“佐史国臣”，故而他们才是《世说》编撰的重要人选。这颇有些义庆“以位尊减才”，诸贤“以势窘益价”的意味。事实上，虽然文学才华稍逊一筹，但论及思想之复杂、经历之丰富、识见之深刻、学养之广博，刘义庆比起袁、何、陆、鲍照诸人，实在是不遑多让。

 同时，持“成于众手”说者，难免“以今律古”，因为《世说》在今天看来是一部成就甚高的传世名著，就想当然地认为，在义庆的时代，此书之编撰，一定会被“高度重视”。其实，《世说》就其性质言，不过“小说家言”，乃子夏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的“委巷小说”、“流俗短书”；就其篇幅言，不过区区六万余字，且如鲁迅所谓“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并非嘎嘎独造、雄视千古的集大成、划时代之巨制；无论其文化地位，抑或学术价值，实难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相提并论。编撰这么一部以南朝刘宋时期的审美眼光看，简直“不入流品”的书，能够免于如谢安“废《语林》”的命运就算不错了，难道还要兴师动众、大张旗鼓，惟恐天下人不知么？刘义庆贵为宗室亲王，这点颜面还是要的，恐怕更多的可能是，他一个人凭着兴趣、按部就班、默默无闻地进行这么一个编撰整理的工作。当然，手下既然有人才，时不时咨询切磋一下，甚至让他们提供一些思路和材料，都是可能的。

 至于通过证明临川王幕府中走马灯一样变换的“佐史国臣”们，他们的诗文水平比义庆为高，个别人物性格与魏晋名士契合，诗文与《世说》风格相近，作为学术研讨，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但不要忘记，《世说》并非原创作品这么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曾做过统计，《世说》的一千一百余条记载，可以通过各种文献找到出处的就有三百余条，占全书总条目的三分之一强[20] ，因为文献不足不能征之的当然更多。如果要说《世说》“成于众手”，倒是一点不错，但这个“众手”，绝非来自刘义庆同时代的人，而是包括了纷繁错综的魏晋史籍材料的众多作者。

 所以，论证刘义庆幕府中诸贤诗文水平与《世说》文学成就的相关度，多少有些南辕北辙，焦距显然偏离了问题的中心。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世说》这么一部纂辑之书来说，所需要的未必是编者的才华，而是对时代思潮的敏感性、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度、对编撰体例特别是分类思想的总体调控能力，这些条件，袁淑、鲍照等人未必具备，而“才词虽不多，但足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却是无一不有。一句话，《世说》的编撰需要的不是文采斐然的诗人和作家，而是一个拥有史识、学养和文献整理能力的学者和编辑。

 综上所述，我们并不排除《世说》“成于众手”的可能性，只是提醒读者注意，在找到确凿的证据前，刘义庆作为《世说》最重要的编撰者这一身份还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