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音老师走了？我不愿相信这个噩耗！

就在两年前（2011年），我还和原《上海商报》的老同事一起去看望过他。腿脚已经不利索的他，那天特别高兴，请我们去离家不远的酒楼吃饭，还送我们每人三本他自己写的书。

一本是《市场漫步》，精选了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从解放日报以来所写的评论和杂文；

一本是《岁月悠悠》汇编了他半个世纪来，直到离休后还在发表的随笔和散文；

一本是《报社大楼的疯狂年代》，则是他纠结于心，犹豫再三，最后终于在晚年完成的小说。

评论、散文、小说，展示了他全面的才华。

尤其是《报社大楼的疯狂年代》，记录了“文革”中他妻子被迫害致死的经历。

李音老师1993年从《上海商报》总编的岗位上离休；1994年初，我也离开了《上海商报》。虽然很久没有联系，但手捧这三本书，让我可以想像到慈祥、稳重、内敛却才华横溢的李音老师，在晚年也还是如此辛勤耕耘，直到生命的最后。

今天，再次翻阅他的书，见到《岁月悠悠》代序的结尾，在引用了唐代诗人李白的“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诗句后，他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中……究竟还剩下多少时间，能为人类事业贡献绵薄之力？可悲、可叹！”此时，我不禁潸然泪下。

李音老师是我的新闻生涯引路人。

上海，对返城知青一向是比较苛刻的，哪怕是对外地分配回沪的77、78届大学生，也好像不太情愿接受。1982年夏，我大学毕业后分配一个区的爱卫办，编制却落在区防疫站。学中文的我一直想找个专业对口的单位，一有空就向外投档应聘。

但多次应聘成功，却被单位拦下。直到1987年，一位副区长让我去他属下的区住宅办担任副主任，我婉拒了。他说既然你不想走仕途，再拦就耽误你了，这才同意放行。

那年春天，我第一次忐忑不安地走进铜仁路《上海商报》那简陋狭窄的小楼里。总编李音拿来一篇七八千字的文章对我说：“你把它改成八百字的消息，算作一次考试吧。”

那是我第一次写新闻稿，竟不知道开头要写上“本报讯”三个字。

考完后，他对我的评价是：文笔可以，但不懂新闻格式，可以留下实习。

十分感谢李音老师能够收留我这个连新闻格式都不懂的青年。我从校对做起，后来做国内版编辑，再后来，因那场“甲肝”流行，在他的信任下，我顶部主任的缺，做了头版编辑。

那时，《上海商报》在文汇报拼版，他来签大样时，经常用红笔勾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对我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改。我的新闻基本常识以至后来的新闻理念，在这样耳濡目染中，迅速形成，并在他的指导下，对头版版式创新，获得了上海市十佳青年编辑提名奖，成为编辑部主任，进入编委班子。

在《上海商报》，我还拿到了我的第一个全国商业好新闻一等奖，拿到了我的第一个上海市好新闻三等奖。也许与后来相比，这些算不上是我拿到的最高奖项，但对我整个新闻生涯来说，却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我一直感到幸运的是，我的新闻生涯能在李音老师，一个德高望重的解放日报资深前辈的指导下起步，可谓“字正腔圆”。

我更感到幸运的是，李音老师离休后，我也跳槽离开了上海商报。经过短暂的上海电视台借调后，又到了新闻报，并随着上海媒体格局的变迁，进入解放日报集团，后来成为集团一家都市日报的副总。在李音老师曾经工作过几十年的解放日报大楼里，我感到离李音老师更近了。

难道不是吗？这里，有他的足迹，有他的余音。他的“为人类事业贡献绵薄之力”的信念，激励着我们这一代新闻人锲而不舍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