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知青相比，我在感情上也许算是幸运的。

我在插队时就有了初恋，并且这初恋延续到了俩人已经白发的今天。

这幸运来自一位“红娘”——沈密斯。那年代的人名字都起得很革命，可没有敢这么洋气的。

她是上海来边疆慰问知青的干部。插队八年中，我们生产队前后来过5位上海插队干部和上海慰问团干部，只有她一个是女的。

沈密斯四十多岁的样子，来自上海外事系统，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据说是个有名的才女。不过她那身体也太弱了，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知青，就连老乡都十分佩服她，大家都叫她老沈。

与其他男干部的深沉不同，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老沈是1976年来的，那时我们已经下乡六七年，最小的知青也到了二十三四岁，与刚下乡时不同，知青谈恋爱不再是“禁区”。

生产队里那些和我们同龄的当地姑娘小伙，差不多都结婚了，有的已经有孩子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面对农村落后的现状、个人前途的迷茫，知青中没谈恋爱的，压抑着青春期的爱情萌芽；已经谈恋爱的，也不敢有结婚的打算。他们不甘心在这里成家，等待着一切能走的机会。

也许，作为去过国外见过世面的女人，老沈想打破知青在情感上的这种沉闷和压抑？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的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过这方面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们既然要在农村待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对她重复道：“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在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还有人要转到父母所在的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她说：“你要是不考虑，好姑娘都让别人挑走了。”就完，她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说：“别人能挑走的，那一定不是我想考虑的。”

她见谈不下去，笑了笑，说：“你再想想。”独自走了。

接下来几天，老沈只要见我收工回来，就到我宿舍来问：“你想好了没有？”

我只有一句话：“现在不想谈恋爱。”

连着几天的试探，老沈见没有结果，这天终于说了缘由：即将要转点走的一位女知青，跟老沈透露了自己与闺蜜小王的私己话：“如果这辈子只能待在农村，肯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老沈告诉我：“她说的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指你。”

我有些惊讶。

作为队长的我，早已根据知青的读书愿望、年龄大小、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做出了对他们招工上学的顺序，其中当然也包括小王。小王要和我谈恋爱，不是等于宣布放弃所有走的机会吗？

我对老沈说：“这样吧，我明天自己去找她谈谈。”

第二天，听了我的发问，小王说了一句话：“走到哪里都一样，但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结果，大家都知道的。我炕头那一麻袋脏衣服，没了。

那些天，老沈特别高兴，她对我说：“第一次当红娘，成功了。你要送我十八只蹄膀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回上海，年底举办婚宴前，去找“红娘”老沈，被告知：她在结束慰问团工作回到上海不久，就离世了。

红娘老沈，没有等到喝我们喜酒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