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改嫁时，母亲已七岁，开始有了清晰记忆，她记得姥娘是在一个雪天夹着一个包袱，离开这个家的。姥娘的娘家爹，是一个倔强的老头，姥爷死后，考量姥娘膝下无子，没什么期盼，就坚持让姥娘改嫁。或许是小姨的夭折，才最后动摇了姥娘守候的决心。我能读懂母亲讲述姥娘改嫁的情感。事实上姥娘的改嫁，对母亲的生存以及维系那个破碎之家，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因为改嫁的那家人家，家底还算富裕，是丧妻续后，前妻留下四个孩子。姥娘本来性情温和又是持家好手，加之对四个孩子的照料，家庭地位可想而知。母亲说，那家主人虽比姥娘大了许多，但通情达理，本分厚道。这样也就有了姥娘接济我母亲的可能。

姥娘改嫁不久，“民国三十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三年就到了。对于上世纪的中国，这一年是一极其特殊的年份，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之甚，史上少有，如果到了人相食之地步，饥荒之惨可见一斑。那一年母亲是有记忆以来最难熬的一年。短短两年时间，亲人死的死，亡的亡，去的去，只剩下不满八岁的她与奶奶相依为命，如此境况下的“灾荒年”，母亲的记忆那是刻骨铭心的。“民国三十二年”的大旱，百年不遇，春天闹蝗灾，秋天闹瘟疫，田地里颗粒无收，饥饿加瘟疫，随时都可看到路边逃荒的倒下再也起不来，真如书上所写，“早晨死有人埋，晚上死没人抬”。当母亲讲述到，她吃“糠窝窝”，而她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姥姥娘煮树皮吃，她喝玉米糊糊而我老姥娘喝刷锅水时，两眼还是禁不住含满了泪水。母亲非常动情地对我说：“你老姥娘一生吃的苦，遭的罪，出的力，这世上恐怕很难找到。年轻守寡，把你姥爷拉扯大，你姥爷死了，又把我拉扯大，我结婚生了你，把你带大，生了你二弟，把你二弟带大，生了你三弟，又把你三弟看到五岁，直到闭眼，整整六十年呀。”老姥娘去世时，我已十四周岁，对老姥娘的记忆还是非常清晰的，不过那仅仅是挪动着裹过足的小脚，驼着背的一个普通老人形象。而此刻，在我情怀深处，平凡而伟大的生动，开始放大开来。

母亲最终命运的变化，我想与那座家庙有关。家庙，文言一点叫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先而建的庙堂。“兰沃街”的家庙肯定是鲁姓家族的。我小时候还看到过那个庙，青砖青瓦，四五间房子之大，相对周边矮小平房，屋脊高耸，窗虽已破烂，但在我童年眼里仍很伟岸。这个家庙就在姥娘家胡同口，出门便是。实际上我姥爷摆弄事端，毒打张宏鲁就在这个家庙，看来当时的村公所就设在这里。一九四七年这里已是解放区，政府兴办教育，在这个家庙设立了“兰沃初级小学”。

母亲已不记得是怎样走入课堂的，母亲只是说如果那个家庙不在家门口，或距家较远一些，或许她一辈子也就无缘上学了。那一年母亲应该是十一岁，来自几个村子的四五十个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母亲仍属最小。那个时代，“初级小学”俗称“初小”，读四年；“高级小学”俗称“高小”，读两年。那时的农村仍很封建，女孩上学是不被推崇的，开始班里也有几个女生，但四年下来最后只剩母亲一人。

姥娘改嫁的那个村子，在北馆陶一带，距兰沃足有四五十里路，因路途远，母亲读“初小”那几年，姥娘对母亲的照顾还兼顾不了更多。倒是母亲的那几个姨，均嫁在周边村庄，能隔三差五地得到她们的接济。特别是母亲的四姨家，有着炸油条的手艺，每“兰沃街”逢集，母亲的四姨夫就会来集上卖油条，但他们的家境也一般，油条是绝对舍不得吃的，赚上点钱，再换成麸子（麸子，麦子磨成面，剩下的麦壳碎屑）做主食。每五天一集，母亲的四姨夫都会给母亲留两个“麸子面蛋蛋”，遇见生意好的时候，还会加上一根油条。一根油条对于母亲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每次母亲总是把油条带回家后与老姥娘分着吃，老姥娘不让，母亲就坚持不吃。油条，或许，是母亲童年时代为数不多的最最美好的回忆。

解放初期，村子里没有几个能识文断字的，读完“初小”就已了不得了，何况是女孩子家。“初小”毕业，十五岁的母亲或许已经认识到，只有继续上学才能彻底改变命运。虽然老姥娘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母亲身上，但上学老姥娘是坚决反对的。最终母亲还是毅然决然地考取了，距“兰沃街”二十几里路的“清水镇高级小学”。在那个班级里，母亲是唯一女生，这也看出母亲的与众不同以及她的坚毅与执着。读“高小”是要住校的，好歹姥娘改嫁的那个村子距清水镇不到二十里路，在两年的“高小”中，从吃到穿，再到学费、笔墨，姥娘以及她那个家，给予了母亲最贴切，最无微不至的照顾。时至今日，母亲还说：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家人对我的好。

一九五三年母亲“高小”毕业，继续上学成了母亲最坚定的追求。那时候一个县才一所中学。母亲是先赶考的我们县初中，由于参考的人多，第一榜就没有上去。其实整个“兰沃街”只有母亲与一远房的舅舅参加了那次初中考试，不过那个舅舅也没有上榜。他们二人并不死心，听说河北省的邱县也在招考，决定要到那里试试，其实这是母亲的主意。这个行动是我对母亲最佩服和敬重的。那时候没有其它交通工具，就是背着干粮步行赶考。三十多里路的县城尚能接受，那河北邱县足有百余里路之远，要穿越四五个乡镇与一条章卫河，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那是何等的胆识与决心呀！

据母亲回忆，在邱县他们住在了一家车马店。第二天上午的考试，第一榜贴出来有他们的名字，下午的第二榜则双双落榜。可以想象他们懊丧心情，那时天色渐晚，失落的心情也促使他们决意返回。后来母亲说，倒是年龄小了，那么晚了怎么能走得回去呢！路程不到一半，天已全黑，一段路两人还有分歧，各走一阵，那个舅舅还是折回来，肯定了母亲的正确。赶到一个村子，遇到一个大娘，母亲说明缘由，那大娘很是热情，安排母亲和她一起住，让那个舅舅住在打麦场（正是麦收时节），好心的大娘还把剩下的一点玉米糊糊兑了些水熬一熬让母亲他们充饥。讲至此处，母亲像是自言自语：要是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就应该去看看那位老太太。我说，您都这把年纪了，那老人不知死了多少年了。母亲就是如此，时刻留存的感恩之心，是我心中永远的楷模！

虽然母亲没能继续她的学业，但“高小”毕业也是非常稀缺的学历，母亲就是当时乡里唯一女“高小”毕业生。一九五三年秋天母亲在村里参与“扫盲”运动，之后不久，不满十八岁的她正式参加工作，在“供销合作社”担任出纳。后转为“国家干部”。父亲的学历要比母亲高一些，初中毕业考取了“柳林武训师范”，但学业没有完成便于一九五零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九年与母亲结婚时，父亲已是“供销合作社”的秘书了。我是一九六零年阴历年底出生，与母亲的生日相差不了几天。此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改嫁姥娘的命运又一次的转变，发生在一九五八年，家里的男主人突然不幸去世，姥娘再次成为寡妇。那一年姥娘四十一岁，因嫁过去之后没再生育，事实上此时姥娘在那个地方已是举目无亲。到了一九六三年，那家的四个儿子都相继成家另过，孤独一身的姥娘在那里实感没什么意义，加之姥娘的娘家爹，年岁已高，也需人照料，姥娘决意离开再回到娘家。接姥娘回家是我父亲去的，母亲着重地说，那一家子人确实很好，四个儿子把分家后姥娘的旧房子折合了一些钱，让姥娘带上。之后还送了一把新菜刀、一个案板和两只马扎，回来后姥娘把那三样家什留在了我们家。母亲刻意指了指厨房说：“菜刀不记得什么时候用没了，那案板还在。”又指指我坐着的马扎：“这个马扎和墙根竖着那一只，就是你姥娘留下的。”

母亲做过供销社的出纳，棉百、副食门市负责人，食品站会计，副食加工厂会计，县副食品公司物价管理员。而我的父亲则担任过供销社股长、主任，县商业局业务科长、副局长等职。在那个计划经济、物资短缺的时代，父亲、母亲的职位不仅让人羡慕，而且利用职位之便揩点国家之油，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但正如母亲所说，家里从来就没有一点属于公家的东西，母亲卖了那么多年的棉布，家里连一块公家的布头，都没有！此时，我环视，我再也熟悉不过的这个家，仰望破旧欲坠的顶棚，四壁剥落的墙皮，还有从我记事起都存有的那几件陈旧家具。仅就我姥娘的那只马扎都坐了四十余年。

最后母亲平静、又充满遗憾地说了一句：“你老姥娘，你姥娘，都命不济呀！”然而，此时此刻我内心深处一种情愫在涌动，老姥娘、姥娘，还有我的母亲，她们的命运与人生是用苦难、泪水、忍耐、坚韧与抗争堆积起来的！她们看似是那样的平凡与卑微，但她们又都是最伟大的母亲。

我起身，拎起那只破马扎与另一只并在一起。

我真想为我的儿女也留下两只这样的马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