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下午，关于帮助麻城老乡曾亮鑫事情，在微信群上发生了一些思想的碰撞，同时也接到了几个不同声音的电话，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所以，我也有必要通过我的文字来谈一下我的观点，也作为我在公益路上的一些新的思考。

     这一些思想的碰撞主要是两种声音，一种是代表“官方”的，一种代表民间“自由组织”的，（“官方”其实也并非“官方”，只是因为深圳义工联可以称之为“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所以也很多把义工联当着“官方”了，称之为民间“自由组织”，是因为这种同乡会有当前中国环境下，很难在民政局取得“合法身份”，即没有经过正规注册，但却实实在在又存在，而且在民间老乡之间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所以既然存在就合理的一种组织），“官方”的声音是（其实也只是一部分资深的义工的声音），因为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是深圳的一家公募基金，是可以在社会上公开招募款项的，所以他们的声音是广东麻城同乡会不得以个人帐号来发起募捐活动，而广东麻城同乡会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现在连红十会都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希望通过在老乡圈内募捐，直接把钱送给老乡曾亮鑫。

     你说这两种声音谁对？相信谁都无法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所以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让广东麻城同乡会和深圳市义工联、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牵线的我，站在这个两者之间，让我觉得在当前的环境上做好公益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公益的法律风险、公益的环境两者都存在很多空白的时候，公益怎样做得更好确实是需要讲究更多的方法和技巧的。就像我在谈到我的“公益创业”，即用商业元素推动公益事业一样的情况，为什么我的“公益创业”这么难推动的，主要的问题也是在于公益的法律风险和公益的环境。

     当我们在从事公益的时候，一说到商业，大家就质疑，就像谈虎色变一样的，也因为这样的因素，也才导致了公益的质变，很多公益明着不能谈“商”，就通过其他的手段隐藏着用“商业”手段运作，有一些还好，没有破坏公益土壤，但这种被大众出现了，就会出现一些声讨、质疑，对方就出来回应，但最终结果不了之之了，最明显的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的相关争议，当年的“希望工程”争议不但大，为止他还曾经和《壹周刊》进行了6年的马拉松官司，并曾接受过8小时的律师当庭盘问。外界的质疑也特别特别的多，但最终是是非非也没有一个结果。

     对于徐永光老师，我是从内心中很佩服他的，当时的他提出他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难题：“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社会组织：第一是政府部门；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非政府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应该是脱离政府的。但在当时的官办的情况下，政府是管着第三部门的。从制度上讲，理事会应该是第三部门的最高机构，可是后面还有政府这个婆婆，到底是理事会大还是政府大？”同时，他提出“另一个难题是这些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专门的运营费用。从公众手中募集来的资金如果用来作为运营费用，必定难逃外界的指责。”所以徐永光当时的解决办法是用募集资金去投资，用投资赚来的钱来做运营费用。这也是他备受指责的原因：投资失败的风险、资金在谁的名下运作等等社会问题。即使用投资赚了钱，社会问题也是很多很多的。

     但不管怎样，徐永光同年的“希望工程”让我们很多很多上不了学的人都有学上了，也促使了我们国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他公益理念最大的成功，同时他在争议中，还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公益之路。特别是后来，他与他温州同乡兼朋友——上海南都集团的董事长周庆治“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团投入三亿元，一亿元为注册资金，另外两亿元作为基金会的本金，徐永光则是操盘手。

     徐永光认为“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有三种：一种资助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一种培育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种资助学术研究和思想库。南都基金会是前两类。”

     这种新型的基金会和徐永光服务多年的半官方基金会截然不同。徐永光终于逃离了始终悬挂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因为他多年的公益组织经验，徐永光正是负责资金分配的最好人选，“我从2007年的7月开始项目招标，招标的资金大体是2000万元。这个钱要用来建设10所新公民学校。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率。我会选择优秀的机构，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以风投方式运作除了专业的投资团队之外，充裕的运营费用也让徐永光可以为基金会招募到可以长期工作的优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学的硕士，也有北大EMBA的毕业生。虽然我们的收入仍比商业机构低，但是适当的金钱回报可以让理想主义更持久”。南都基金会目前的中层管理者年薪10万元。

     徐永光至此成为一个管理着专业团队的社会投资家。基金会的运作完全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只是社会投资家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举例而言，在新公民学校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投钱保证学校初期启动和三五年内的正常运行，却并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风投投入资金保证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运营和扩张费用，但却不会介入公司的管理。商业投资机构如投行和PE会帮助自己投资的公司建立董事会，南都基金会也会帮助新公民学校建立校董会，“校董会的任务是把握学校大势，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让学校成为自助和可持续的公益机构，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商业投资机构等待自己的投资产生丰厚股权回报；南都基金会则期待自己的投资能够解决尽量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不过徐永光面临着和风投同样的问题，手中握着钱，却不知道投给谁，“找不到好的机构，好的个人。这个行业太弱”，“到时候，徐永光有钱花不出去，才会成为新闻”！

     也有一点跑题了，现在话回到我们今天的碰撞上来，两种不同的声音的出现，主要因素还在于彼此间的信任度问题，其实公益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信任。

     其实这也就回到了我们“政府”与“民间”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来了，因为我们的公益环境，社会上诸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很多“政府”对“民间”的不放心，而“民间”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是一种“对立”关系。

     为什么出现这一些问题呢？首先，“民间”做事个人意识比较浓，也不喜欢条条款款，明显的“无政府”行为，这样“政府”对“民间”肯定也存在“不放心”了。而 “政府”特别明明可以变通的事情却一定要按着程序去走，让很多“民间”觉得他们婆婆妈妈，再加上一些某些政府部门的官僚作风、社会问题（比如红十字郭美美事件），导致了“民间”和“官方”不信任了。

     站在不同的角度，每个人的观点都是对的，所以，当今天两方的代表给我电话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谁对谁错，但我却提出了我的一些观点。

     我对“官方”的回应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看待，他们广东麻城同乡会自己内部发动大家去募捐，他们通过自己的帐号去捐款，在我们法律条文上，我们也不能去干涉他们的这种爱心行为，他们没有我们，他们也一样的可以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要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公益事业上，我们的目的都是好的，都是为了救人，所以我们也不要过多的去指责对方，而要去引导他们，加强他们和我们专业的社会合作，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

     我对“民间”的回应是，其实，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种信任的态度，不要因为红十字会郭美美事情，就觉得所有的“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都是有问题的，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也明确的表示了，他们所捐到的钱连管理费都不收，募捐到的款项都会保证用到病人身上的，其实这在中国的公益社会组织上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行为，这个基金会依托深圳市义工联的平台，在深圳市民中是有很好口碑的，特别是我们的秘书长张媛这位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在深圳市义工联中也有很好的口碑，所以，我们也要相信他们，届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救助者了解具体情况的，这个资金到底有没有完全使用到他身上。还有一点，我们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的资源特别的丰富，短短的五天时间，还没有通过线下的活动就已经募捐到了六万多了（主要还是通过微信、微博转播而矣），5月11日深圳各大U站同时举行，社会效应可想而知的。所以，如果没有广东麻城同乡会，深圳义工联开展的爱心还在继续！如果换着没有深圳市义工联这个平台，单独是广东麻城同乡会来运作，通过内部募捐，我想五六万元估计都有一些困难吧？因为以前我作为民间个体，包括我发动起过我救助阳新同乡发起的捐款，动用了所有的资源，也只捐到七万多，而我相信通过我们义工联的平台，十几万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吧，甚至更多，只要大家都抱着信任的态度一起来推动。所以，也希望我们“民间”也多和“官方”合作，让我们“民间”公益也能走向更专业化。

     我这两种回应，他们听了，也都觉得很有道理，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也应该是这么一回事的吧？

     其实，公益的环境，公益的一些制度，还有法律等相关的问题，也一定会导致很多公益争议的产生，我在这里有一个假设，比如，我们为救助者募捐，比如，他治病花了六万，而我们实际募捐到十万，那多出来的钱应该怎么办，给到救助者？基金会留着以后给其他的救助者？（我这里个人观点是支持基金会留着给到其他救助者的），这又是一个争议的社会问题了。

     公益在发展，争议在继续，想着八年公益路上，于我来身来说，争议倒没有什么。

     也因为这一些因素的制约，我的公益创业之路，我还给自己八年时间的坚持，两个八年，十六年做一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如果十六年，我用在“商业”模式上，我相信，用“外界”的衡量标准，我一定会更成功的，只是，我个人觉得，我八年“公益创业”的摸索，我是成功的，因为我的模式已经得到了政府、学者、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并得到支持，我另外的八年，就是真正的实践年了，即运用到商业元素了。

     所以，我现在也计划来拍摄以我为原型的电影《深圳爱上你》，这是一部公益电影，但我会运用商业模式运作，即由专业的影视公司找到投资商来运作电影，赚来的钱一部分回报给商业投资者，一部分给到我公益机构来运作经费，同时也来改善我家庭的生活水平，当然，拍这影视也只是我项目的一部分，同时，我还在打造“青工文化网”这个平台，通过“互联网+文化+公益=“公益创业”，在未来，我还要建立一个“亲青商城”，搭建一个专业的慈善公益加商业的网上购物平台。这一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在这里，特别感谢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秘书长张媛的理解，也感谢广东麻城同乡会秘书长郑宏义的认可，这次两者的合作存在一些争议很正常，但大家能牵手合作，让我们在避免法律风险的同时，做好我们的公益，这是大家所希望的，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做的，希望在未来的路上，大家的合作越来越溶洽。越来越好，共同的推进社会的和谐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