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在大运会宝安赛区志愿者部副部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李全毅的带领下，《深圳商报》、《宝安电视台》、《宝安日报》等媒体记者和《宝安党建视窗》、《宝安群文》、《宝安企业》、《宝安青年》、《新安简报》、《凤凰山》、《沙井街道大运简报》、《观澜河》、《羊台山》、《新城市文学》等内刊编辑们分别参观了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场U站、海裕社区U站和赛区委员会志愿者部办公室。我有幸也参加了本次活动，在交流中，李部长提到了，在国外，精神层次的靠宗教，在我们中国，精神层次的靠文明。

 

宝安日报的记者在采访U站的志愿者

大家在交流（左四为笔者）

合影

     

是的，一直以来，我也听到很多声音，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缺少的是信仰，没有信仰的时代是可怕的，人人以我为中心，一切以金钱看，一切以地位看齐。所以目前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缺少了一种真诚。

    

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所谓“宗教”，从中国的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根本的教育”——所以在我们中国，孔子理论、《三字经》这一些也是一种根本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人的一种价值的体现。

    

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意识，知道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去做——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着，所以我活着”，这不是人的存在状态，这只能是猫和动物之间的存在状态。人，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来。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西方哲学家说：“人是唯一不凭靠面包而活着的存在物”。若是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信仰的缺失，就成了根本的缺失。现在的我们，活在当前社会上什么信仰都没有，我们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李部长所说，我们靠的是“文明”，但我们当前的文明程度又怎样？

    

也有人说过，在我们中国也有信仰的，比如信佛，比如其他的一些国外过来的宗教。

 
    但看看我们中国，真的有信佛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还有当官的对信佛信得也很虔诚。现在广东和香港以及很多地方，庙里的香火也很盛，很多商店都有供着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与真正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信仰，是你要投入进去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没有世俗心态的投入，也就是说，没有功利需求。而中国人信佛是这样吗？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最人气盛。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了。不是去信奉了，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了，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后算帐——包赚不赔。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着个人的私欲，每上的一把香，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人们念：“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目的是什么，是救苦救难，很具体。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么？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纵观当前，中国式的信仰，是一种物质型的信仰，从没有正式精神层面的信仰，因为我们目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超越性的精神，剩下的就是现实性的，实用的，功利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就呈现很强的实用性。所以就以“金钱、地位、房子等”
　　
     
    一直以来，我也和朋友讨论得最多的是“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等相关的词语。到底什么是“人生意义”——简单地讲人生意义就是人对自己的生活与某种理想，某种希望之间关系的理解，精神生活就是对人与某种理想、某种希望之间关系的体验。于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就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人生意义，有什么样的理想和希望，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否足够精神，就取决于我们的理想和希望是否足够精神。“人生价值”——就是自己“人生意义”的一种体现。

 
    现在的国人，有两种生活状况，第一，大众型的，就是生活在恐慌之中，为了房子，为了车子，为了小孩子读书等，不停的忙碌着——为了改变生活而追求自己的“人生意义”，另一种情况，身价上千万，但在当前社会也是迷茫的一代，在他们的“人生意义”中，除了追求更多的财富之外，他“穷”得只剩下钱了，什么都没有了。

 
    在一个饭局上，有一位朋友曾问我们，当前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得救吗？——当时有一位很出名的宝安第一代打工作家说，当前很难救了，因为在当前社会上，正常的事情反而不正常了，不正常的反而变成正常的了。

 
    就像我，目前在做一件爱心，但也被很多一个叫“快乐就走”的人无中生有，说老乡QQ群、老乡论坛上诽谤我。但也有不少老乡也给我发来了短信，说对于这种心理有问题的人不要予以理会。

 
    所以，对于这一些观点，我也很认同，特别是在我自己身边上的一些经历，我是一个追求“人生价值”的另类人，有人说，文化人是过得很贫穷的，我也把自己定义在“文化人”之类，也出过几本书，也写过不少社会上的一些观点，但我也觉得现在的文化人，不应该过得很穷，第一，精神生活应该比任何富有，就像我，很多人都说很佩服我，说我这种坚持写博客的习惯，昨天在广州，也碰到了文友李智强，他说我这个随性而写的人，目前真的也不多了，这就是我作为所谓文化人，我内心中的一种人生意义吧。第二，文化人思维活跃，在事业上，其实也比一般的人会转得快，就像我，虽然自己在物质上，还是很“穷”，但我在创造财富上，给予到了他人很多很多不错的创意，比如，我弟，我外甥，还有身边上的一些朋友等，在我的帮助下，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我也相信自己——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我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对于文川大地震，就体现出国人的精神面貌，像李部长也提到，希望能在宝安体育馆搭建一个音乐基地，让音乐来深化人的心灵，这一些些社会上的问题，其实政府领导、学者都在关注，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也是有希望的，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也会好起来的，我们也会有信仰的——我们在期待在。我也在坚持着。

 

所以，我也一直努力着，坚持自己的写作，坚持自己做人的态度，所以我也一直活跃文化活动战线上，文博会、读书月，与文化有关的，我都积极的参与和策划，特别是今年，建党九十周年，我也在深圳策划了唱红。

 
    一个美好的社会，需要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需要一群有理想的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穷的就剩钱了，那么这个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历史上的两宋，晚清，皆在此列。唱红歌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填实了人们空虚的精神世界，其重大意义不亚于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