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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棋协围棋实战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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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棋历程——杨云杰

(2014-02-18 18: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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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围棋

湖南围棋

体育

围棋

围棋比赛

16岁才开始学围棋,以前一直下象棋,也曾获得过长沙市甲级棋手称号。初中毕业,暑日漫长,常以象棋伴炎日,也觉有趣。

一日,在湘春路工人文化宫偶见当时象棋名家陆礼恺与人围棋对弈,绿樟蔽日,石登生凉,陆先生折扇轻摇。香茗沁脾,石桌上黑白交映,栩栩如生,加之陆先生妙语连珠,不时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连扳)、“洗果孙”(损)、“皇帝他妈——太后”(太厚)等戏谑之语,不觉横生兴趣,遂生弃象棋习围棋之念。

当时长沙的象棋名家李定一、陆礼恺、伍志勇均会围棋,我曾向伍表示要随他研习围棋之道。伍答:“围棋太精深,我辈仅只是偶尔玩玩。臭棋遍盘舞,俗手满天飞。可以陪你下下,教是不敢当的。”

愈是如此,愈觉围棋神秘,愈下必习之心。

一周之内,遂打听得如下消息。

长沙围棋名家以郑定远、张名世、姜振英最负盛名,均代表湖南参加过全国围棋大赛,而其中郑定远更是了得,曾获得全国赛第五名。

长沙下棋场所,当时有松桂园惜字公庄的市政协及省、市参事室,可惜那等场所非我辈可以问津。

此外,便只有史姓老者在县府坪开设的一家小小茶室。棋友们常在那里对弈。

以我当年连数气都不会的门外汉,当然不可能与郑定远等名家亲近,以我贫寒的家庭背景,也不可能出入政协参事室,唯一的选择,便只有去县府坪偷师学艺了。

县府坪棋室房分两间,内间八仙桌,木制靠背椅、云子、玻璃杯,按当时的条件,设施近乎奢侈,但等闲人不得进,那是专门接待郑定远、张名世等高手的处所。

外间长条桌两排,布长条凳,摆玻璃子,倒也能容得下三、二十人,我便挤在里面,开始了我的围棋之路。

也许我对围棋有些灵性,不到两个月,就可以受九子与伍智勇等人下下了。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对我的习弈之路影响至深。

一是终于有幸见到郑定远,张名世连决而来。郑先生墨镜皮履,白衬衫,吊带西裤,面容清峻,言辞脆利,典型西洋绅士范。而张先生中式长衫,瘦高,面慈,状若旧儒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县府坪这样的陋巷,见到如此装束的人物,心中正是仰慕莫名了。

一是结识了小我4岁的梁鹤年(2012年已逝),并成我终身的棋伴、棋友、棋师。他是明德中学数学名师梁实求之子,父会围棋。子从父教。其时围棋水平已初具规模。授9子,我勉强可以招架。后来其远赴云南,终成职业七段,而其让子棋的功力,国内驰名。我也因与他对弈近20年,局数达数千盘,终成长沙业余名手,并曾夺1978年省运会冠军,有近10年之久,省内鲜有对手。

我的棋艺是怎么长进的?回想起来,只有一个字:下!

县府坪茶社下棋者众多,品流复杂,但有一共同点,即对围棋十分喜爱。印象最深的有2人:一为罗儒中,此老现仍健在,且嗜棋如命,70多岁高龄仍多次获湖南老年人围棋赛冠军。当年他午饭后入室,不至深夜不归,晚餐即以烤红薯之类对付,每天510盘,下得天昏地暗,当年即下到了准一流的程度。一为龚姓搬运工人,住史老者隔壁,工余餐后,看会围棋,便每晚必至。其人孔武有力,少识字,行棋如其白天工作般卖力,人称龚蛮子,也下到了准二流的程度。

我当年学棋,逢人即摆9子,因象棋水平不错,认识人多。瞄着别人高兴时,即迅速上前,快摆9子,辅以口中嘀咕:指教一盘。每天倒也能捞得三、二盘对弈机会。半年多下来,以任志勇先生的水平为尺度,也下到了二子有抗挡的程度。

有人会问,为何光下,不多看些棋书棋谱?进步当会快得多。却不知上世纪60年代,56分钱可以美餐一顿上盖4大片牛肉的面条,谁会花32角钱去买棋书?再者,即令想买,哪里有卖?我当年看到的第一张棋谱,是毛边纸的手抄本,日本秀策的对局谱。上面笔筒盖圈,用毛笔分朱黑两色。以中文数字绘制,旁有小楷注释,貌虽简陋,实则精细,不亚于一件艺术品。这些资料,我至今仍珍藏着。倘用以励志,是上好的教材。

我看到的第一本印刷棋谱,是一本日文版的死活题集。鹤年不知用了什么心机,从当年一郭姓老人(好像叫郭西园)手中获得,书用纸盒装,可分可合。当时一见,如获至宝。逐与鹤年各分20余页。半月后再交换研读。

总之,当年资讯蔽塞,书籍匮缺。要想长棋,只有多下多练,熟能生巧,熟能生慧。

即令到了资讯发达,棋书盈天的今天,多下多练仍是长棋的不二选择。以周睿羊等为代表的职业棋手,世界冠军,谁每年不是几百上千盘上的在网上练,以马天放(网名:育红小学)为代表的业余顶尖高手,更是以网练为唯一途径,更不用说当年在网络上力压中韩高手,震惊世界棋坛,网名“龙飞虎”的传奇人物了。

1965年左右,县府坪茶室不知什么原因关张。失去了可以来去自便的公共场所对弈。棋迷们便觉惶惶了。所幸觅得了地处蔡锷北路的一家一楼饭菜,二楼品茗名曰“四海春”的场所。经与老板协商,同意棋友聚会,茶资5分,自带棋具。我真正长棋便从这里开始。

当时我住的红墙巷,鹤年住老三中宿舍,离四海春极近。加之四海春楼面宽润,足以容得下20台棋,且场面装饰不辱雅斯。吸引得全长沙中高级水平的棋手蜂拥而至。

我通过观看高手对弈,心中时有所悟,逐渐脱离了在县府坪习得的胡缠蛮搅的下等境界,学会了“趣向”、“场合”等高手术语。那时有高棋看、看棋,否则,便与鹤年一天能下得上十数盘。加之巧遇恩师张名世,不时有其姐自香港寄来的日本“棋道”、“围棋俱乐部”等杂志书籍学习,学棋渐入佳境,棋艺也突飞猛进。

有一件小事,足已说明我当时进步之快。张老师自四海春见我下棋后,嘱我每周一次去他家下棋。当时我实力已到与张可以受4子对局了。但老派棋手,棋份要足,我从受9子下起,每周升1子。8周以后打过两子,从此再没和张老师下过棋。但张老师每月交我几本日本最新的棋谱杂志,让我受益匪浅。这些杂志我至今一直珍藏着。技术是早已过时。但张老师对我的关爱提携,终生不敢或忘。

再说一件足以印证棋是下出来的逸事。主角便是我与鹤年。

鹤年其时长沙早已无对手。仅我可以让先抵挡。久之双方均觉进步停滞。鹤年便提出,他要外出会会各地高手,说不定回来后可以把我打到4子,我不太相信,他真去了。无川资爬火车而去。第一趟去了武汉,据告除当时武汉第一高手黄新洲势均力敌外,余彭时佳郝氏兄弟等,均折服其下。鹤年月余返长。果然把我打到4子,但仅两个月功夫,我便又升至让先。这两个月下了多少盘棋,真是数不清。

鹤年坐不住了,第二趟拟去上海,准知爬错了方向,在广州转了一圈。广州当时的教练为袁兆骧(原长沙水利学校老师),他与门下弟子均下不过鹤年,半月而返,鹤年对我依然只能让先。鹤年第三趟去的上海,两月后返长又把我降到4子,总之,期间鹤年外出不下七、八次,每次返长,我便与之从4子到让先转一个来回。

      真正把我打到让先负多胜少,又无法将我完全定格在两子的时候,是鹤年去北京国家队集训一年多返长。当年长沙有位品德俱佳的爱好者唐粹先生,对鹤年爱护有加,鹤年在北京,即住在其兄家(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由他出面,邀约我与鹤年下分先十番棋。战绩我当然惨目忍睹,91胜,胜局还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与鹤年的兄弟情谊。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与鹤年完全下到让先。

      我不厌其烦地写与鹤年围棋对抗的过程,目的明瞭。即想以我与鹤年的长棋经历,印证一件事情,围棋只要有十分喜爱,些许悟性,多下多练,再辅以看书打谱,纵然缺乏明师,下到业余顶尖高手的程度也是完全可行的。

      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比赛时再也没有拿冠军的时候(其问虽也代表湖南参加过第一届晚报杯及全国职业围棋大赛),便彻底放弃了比赛,转而钻到别的兴趣爱好上了。直至1998年,好友杨志存先生建议我开办棋校,为湖南的围棋事业作份贡献。我遂于1998年底开设了湖南省青少年围棋实战教室,不觉教棋课徒又有15年。

      开办棋校时即命名为实战教室,是因为我自己及梁鹤年先生棋艺进步的亲身经历悟出的一个道理:棋是下出来的。

   果不其然,90年代以后,曾经自诩为围棋正统的日本围棋被强横韩流冲击得溃不成军,直至今日仍难有出彩表现,中国围棋因早先受日本影响,也曾是一冠难求,直至北京各道场注重实战,讲究力量,训练以实战为主,辅以死活训练,十年磨剑,以战制战,才开创出如今夺冠如探囊取物的壮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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