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是一位书法家，并且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据《宋书》本传记载：“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此评在《南史》卷十九中亦有相同的记载。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如南齐人王僧虔《论书》曰：“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谢灵运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1] 不过，谢灵运的书法不仅在他生前获得了爱好书法的宋文帝的极高赞赏，而且在他死后四百多年仍然得到书法理论家的肯定。例如晚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卷五中认为“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在秦有李斯一人，在汉有蔡邕、杜操二人，在晋有山涛、嵇康、庾亮、谢尚、谢奕、谢安、王导、王羲之、王献之等六十五人，在宋有武帝、文帝、谢灵运、谢方明等二十五人。可见，谢灵运于中国书法史上的确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就专攻与特擅来看，草书方面，谢灵运前与嵇康、钟繇、桓玄，后与王僧虔、欧阳询、虞世南等共二十二人可谓并驾齐驱；隶书方面，前与蔡邕、钟会、 卫夫人，后与陆柬之、褚遂良、释智永等共二十五人相提并论[2]。从上文叙述可以看出，谢灵运书法艺术的涵养，显然渊源于王、谢家族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与传统。而就脉络相承关系来考察，谢灵运继承和发扬的正是王献之这一门派风格：“谢灵运母刘氏，子敬之甥，故灵运能书，而特多王法。”[3] 子敬即王献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也是谢灵运的七舅爷。而谢灵运也的确堪称王献之书法艺术的真正传人：“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其八分即二王之右也。子敬殁后，羊（欣）、薄（绍之）嗣之。宋、齐之间，此体弥尚，谢灵运尤为秀杰。”[4] 也正由于谢灵运楷模子敬而能似之，以至于达到乱真的效果，所以也就耍开了小聪明，常常借秘书省工作之便，造假乱真，偷梁换柱。对于谢灵运此举，王僧虔在他的《论书》中作了无情的曝光：“昔子敬上表，多於中书杂事中，皆自书。（谢灵运）窃易真本，相与不疑。元嘉初，方就索还。《上谢太傅殊礼表》，亦是其例。亲闻文皇说此。”[5] 事情发生在元嘉初年，而文帝只是小范围地谈说此事，似乎并未公开罪罚谢灵运。细细揣测，可能是两个原因。其一，文帝特别欣赏谢灵运的才学，极赞其兼而独绝的诗与书为“二宝”，而谢灵运仿真且能乱真的手段更证实了他书法艺术的高超，文帝私下谈说此事，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他暗地称奇叫绝的心态。其二，宋文帝书法，“自云可比王子敬”，他是个王献之崇拜者，而且他与谢灵运风格相近，都汲取而得力于王献之：“宋文帝有子敬风骨，超纵狼藉，翕焕为美。康乐往往惊遒，……量其直置孤梗，是灵运之流。”[6] 君臣都是书法迷，又都痴迷于王献之。基于这样的情形，文帝当能设身处地，理解谢灵运非法却合情的艺术行为。事实上，文帝是多所体谅甚至偏袒谢灵运的。

关于谢灵运书法的特点，唐代张怀瓘《书断》评价说：“模宪小王，真、草俱美。石蕴千年之色，松低百尺之柯。虽不逮师，歙风吐云，簸荡川岳，其亦庶几。”[7] 遗憾的是，谢灵运的书法作品今已不可见，其艺术造诣如何也无从领略。或许，借助于《南史》本传中的一段关于谢氏艺术沙龙的场面描写，可供我们发挥一些想像：“（谢）瞻，字宣远，……与从叔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另外，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五中的有关记载，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谢灵运的书法风格：“复见三谢两张，连辉并俊。若夫小王风范，骨秀灵运。快利不拘，威仪或摈。犹飞湍激石，电注雷震。（谢灵运，陈郡人，宋侍中秘书监。今见带名行书七行。）”值得赞赏的是，《法书要录》特别强调实录，“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皆著者张彦远“前后所亲见者”，而“其所不睹，空居名额，并世所传拓者，不敢凭推，一皆略焉”[8]。至于宋佚名《宣和书谱》卷十六《草书四》著录谓谢灵运有草书《古诗帖》藏于御府，这恐怕令人怀疑。世存草书作品一卷曰《古诗四帖》，传为唐代张旭所作，写于五色笺上，共40行，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其所书作品前两首为庾信的两首《步虚词》，后两首为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岩下一老翁四五少年赞》。此《古诗四帖》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其非谢灵运所书，自毋须争辩。除非出现令人震惊的考古奇迹：《古诗四帖》中两首《步虚词》的作者，实为谢灵运而非庾信。以现有史料文献推测，谢灵运的书法作品大约于两宋以后便完全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