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文曰“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其意思是说：普通老百姓所注重的，一般都是个人的私利；而作为一国之君的君主，他所最在乎的，就是国家的公利了。

对此韩非论述道：“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韩非这段翻译过来大意是说，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且又机智巧辩的人，他们从来都是不从事耕作的人，国家从这些人身上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再如曾参、史鲍这些讲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他们是绝不可能去为国家参军打仗的，而国家要这些人又有什么用呢？普通老百姓，他们所在乎的是个人的私利；而身为一国之君的国君，他们所在乎的当然就是国家的公利了。不耕作的人，国家对他们却给养充足；不做官的人，往往他们的名声却声名显赫。凡此等等，皆是私利。但国君如果废除私学而彰明法度，如果堵塞私利而一概按功行赏，如此这些便是公利。若国君一方面设置法令来引导民众，另一方面又推崇私学；这样混乱，民众就会对遵守法令产生了怀疑。还有，国君如果一方面用奖赏功劳来鼓励民众，另一方面却又在社会上推崇修身养性之风，如此则民众就会懒于耕战。这样，国君推崇私学会导致法令受到怀疑，而崇尚修身养性则又会使论功行赏机制出现双重标准。如此要想求得到国家的富强，那则是绝对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