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倔强的性格让我逃过一劫

1968年11月末，我参加区里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会上领导根据知青代表反映的知青分到老乡家，生活上遇到的不便和困难，做出了政策性的决定：今后不允许把知青分到社员家居住，已经分配的要尽可能的调整为集体居住，知青点的房子要尽快建起来。

三天的会议一结束，我就匆匆的上路，急着赶回青年点，要把会议的精神赶快传达给大队革委会的赵主任。

下午四点多，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到大队还有四十多里的路，没有车，只能走回去。

当我连跑带颠的满身是汗来到青年点时，空荡荡的屋子里一个青年也没有，一铺长长土炕原先分开男女住的简易的土坯隔断也没有了，土炕的尽头斜躺着饲养员陈大爷，他正在吧嗒吧嗒抽着老旱烟。

“啊呀，大芳你回来了？你的行李卷在那呢，青年都分到各户去了，赵主任让你到他家去住，你赶快去吧！他来好几次了，问你回来没有？”

“我才走了三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区里明天就能下发文件，不准把知青分到各户去！”我拍打着我被卷上落满的灰尘，汗水湿透了衣服，在冷屋里一呆，一阵透骨的凉意袭满全身。我对赵主任的做法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就使劲拍打着被卷，扬起了很多灰尘，呛得我咳嗽起来。

“孩子，快过来喝口水！”好心的陈大爷递给我一个黑乎乎的搪瓷缸，连累带饿的我已经要虚脱了，不管干净不干净，端起茶缸咕嘟咕嘟的灌进肚里。“谢谢陈大爷！”喝完这杯热水，心里好像暖和了一点。

此时，赵主任那双游移不定上下打量我的眼神，浮现在我的眼前。人们背后都说他长得像狼，那双细长的眼睛，尖尖的嘴巴，真有狼相。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为能说会道，混上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平时开会说的那些阶级斗争血腥腥的语言，我都觉得很难入耳。我们基本没看到他下地干过农活，社员都说他好吃懒做。对我们知青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刚来的时候他把生产队的喂马的玉米，都发霉了给我们吃。我们知青的口粮他给扣下了。好心的社员偷偷告诉了我们真相，我就带了几个知青把他堵在队部，把马料摆在他面前，请他解释。因为事发突然，他有些慌张，最后就推拖是别人干的，第二天就给我们换了好的玉米。估计从这以后他对我这个青年点点长就有了戒心和报复心。这个人决不是一个好贫下中农干部。我的脑袋里出现的这些快闪镜头，让我产生了恐惧感。不，我绝不能去他家住！

陈大爷还在催促我，让我去赵主任家，我知道这是主任交给他的任务，他不敢怠慢。

“大爷，我不能去主任家，他家孩子都是男孩，我去住不方便。你快帮我想想还有哪家贫下中农家里没安排知青的？家里没有男孩子的？大爷，求求你了，快帮帮我吧！”我诚恳地哀求着。

陈大爷低头使劲吸了几口烟，抬起头“孩子，你去村西头老刘家吧，他家没孩子，就老两口，他老伴身体不好，你可以帮着干点活，我也好和主任交代，就说你自己要去的，挑困难户去的。你可别说我让你去的啊！快去吧！主任一会又得来找你了！”

“好！谢谢陈大爷！”

我背起行李卷踉踉跄跄的几乎是一口气跑到刘大爷家。敲门进去后，老两口子都愣住了。他们几乎同时发问：“谁让你来我们家的？”“我自己要来的，听说刘大娘身体不太好，我想到你们家住，能帮大娘干点活。”

我边说边把行李放到北炕上，腿有点站不住了，身上开始冒冷汗了。‘大爷快给我点吃的吧，我走了四十多里路，，一点劲也没有了，饿坏了！’此时的我一改平时的腼腆羞涩，直截了当的讨要东西吃，可能当饥饿发昏的时候，人的一种救命本能吧。刘大爷拿来了一个热乎乎的大饼子，一个烂糊的咸土豆，一碗热水。“快吃吧！”大娘在一旁有些爱怜的拉起我的手说。看到两位老人的善意，我毫无顾忌的大口的吃起来。

我感觉到两位老人是善良朴实的，庆幸自己找对了人家。谈话中我知道他们担心我私自到他们家住，会引起赵主任的不满，怕遭受打压。从他们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我觉察到赵主任权威很大，这个小小的村落被他用极左的手段牢牢地掌控着，除了他本家族的人，其他社员不敢有半点违逆。我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自己承担责任。他们最终才收留了我。

第二天早晨，大队通讯员骑个破自行车来到刘大爷家，一进院子就高声叫着我的名字，“赵主任叫你马上去大队部，有要紧事情，你快去吧！”“今天不是七点上工打苞米吗？怎么这么早就找我？”“我不知道怎回事，我也没吃早饭呢，你快去吧！”

“好吧，我马上就去。”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犯了核计，该不是训斥我吧？不能，训斥用不着这么着急啊，可能是区里下文件了吧，不让知青住老乡家。“快吃饭，吃完了饭再去。”刘大爷和大娘已在炕上摆放好了饭桌，招呼着我。对，吃完饭再去，他爱怎么就怎么，我不怕。

我匆匆吃了早饭，就去大队部。“赵主任，我昨天开会回来晚了，我今天正要向你汇报会议的精神呢，你找我有事？”他见我进来，忽地站起来，拿起桌上的一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使劲的摔了起来，搪瓷缸子在那个凹凸不平的破木桌面上跳蹦了几下，砰地一声滚落在我的脚下。我弯腰拾起它，放在桌子上。他竟然又拿起它向我砸了过来！我一歪头躲过了它。看到他气急败坏、怒气冲天的样子，我的心砰砰的跳起来，怎么像一个猛兽！“主任，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有什么事慢慢的说嘛，我做错了什么吗？”

“我问你，谁让你去老刘头家住的？！”他喊叫起来。

“我自己去的。”

“你挺厉害啊！你越过革委会自己说了算，那你走吧！我们村不要你了！”

“主任，刘大爷也是贫下中农，刘大娘身体不好，我想去帮她干点活，你让我去你家住，我心领了你的好心，因为你是村干部，我不想让大家误解我是有意巴结你的！”我一口气说了这些话后，他的态度略微平复了一点，“你知不知道他是八三一的通讯员！你去住吧，出了问题自己负责！”“派性都取消了，中央有文件，只要没参与打砸抢，群众都是好群众。主任，区里开会的精神是不要把知青分到老乡家去住，青年点的房子要尽快……”我的话还没说完，他从桌子旁窜出来，用身子使劲的把我撞在门框上，气哼哼的扬长而去。

我知道这回是彻底的得罪了他。这之后的日子里，他基本不主动和我说话，我也很少单独去找他，青年点的事都是找一两个青年和我一起去。我们之间有了很深的隔阂。有一次我和几个女知青下工的时候，遇到他，几个女知青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就嬉皮笑脸地和她们开起了玩笑，小猫小狗的叫着，还用手揪揪这个耳朵，怕怕那个脑袋。看到我在旁边冷眼观看，他皮笑肉不笑的对那几个知青说“你们这个点长是个假正经，我不敢惹她，更不敢逗她。”

我们大队知青总共二十几个，高中生只有五名，四名男生，女生只有我一个；余下的都是初中生，而且初一的女生占多数。这些初一的只有十五六岁，她们基本没有是非观念，就是一味的讨好队长，主任和打头干活的，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对她们有个好照应，分配点俏活。所以赵主任敢和她们动手动脚。

他走后，一个女知青说“我看他才是假正经呢！你看开会的时候一脸阶级斗争相，不开会了就嬉皮笑脸的和我们瞎逗。有一次还掐小英子的屁股，把她拧疼了，小英子哭了，他还搂人家哄着。”我看到他身上的痞子流氓品行，我告诫她们，最好和他拉开距离。

他的品行我已经看清了，心里和他拉开了很远的距离。我感受到他一直在寻找报复我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970年6月，知青返城招学招工开始了。

一天晚上公社知青办的姜秘书跑到学校找我，告诉我一个消息：沈阳第一师范学校招生了，给我们公社三个名额。公社衡量条件我是第一人选，因为参加过市里知青代表大会，积极劳动，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所以就给我们大队一个名额，其实就是给我的。他让我第二天上午去大队填好表，中午前交到公社就行。

我当时正在公社中学代课，幼稚的想上完课再去大队。等我去大队时已经十点多了。我满大街找赵主任都找不到，问谁都说没看到，他上哪去了？我只好在队部等，一等不见二等不来，已经快中午了，我很着急！这时青年点有人下工回来了，他们告诉我，今天一大早赵主任就让贾某某填表了，估计表是他亲自送到公社去的，他是故意不见你的，怕你和他闹的，他让那个贾某某填表我们都有意见，因为他滑头一个，从不好好干活，不知道怎么和主任搞好了关系！我们替你打抱不平！

我这才如梦初醒！他是在报复我！失去了这次机会，让我在农村多呆了八年！因为第二年区里就把我这个代课教师转正了，这就意味着已经安排工作了。做乡村教师的八年吃得苦挨的累不比知青时少，反而操的心更多了，最重要的是影响了婚姻，当然就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

1971年的秋天，我带学生去某大队支援秋收劳动，听几个社员说我插队的那个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因强奸女知青被捕入狱，被判刑十七年的消息。他果然作出了头！对此，我似乎早有预料，他不会有好结局的。后来公社领导开大会又以这个案例为警戒，报告了更惨烈的结局：赵主任服刑仅一年，就死在狱中；而那个受害的女知青被他长达两年的蹂躏折磨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那个女青年就是曾被他掐疼屁股的小英子，年仅十五岁的秀气又有点腼腆的可爱女孩！

我听到这个消息脊背发凉！我一方面庆幸自己倔强的性格躲过了一劫，一方面为那个小英子难过，她的一生被他毁了！我更痛恨这个毫无人性的色狼！他死有余辜！

据说，这样的悲剧在各地都有。

2022年11月23日 

作者简介：沈新芳，1948年生，1968年毕业于沈阳某重点中学，集体插队落户。退休时为某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有散文、小说、随笔、诗歌等多种题材的作品见诸报刊，有长篇小说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