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轻兵器》2006年1下

我手中的战利品

——侵华日军的单兵装具（下）1

沈克尼　文/图

侵华日军的“认识票”

“认识票”和《军人手帐》

日军将其军人用于身份确定的“军牌”称之为“认识票”。“认识票”每个出征的官兵都有，为椭圆形金属制，用绳系于衣内右肩左肋下，也有将“认识票”镶在佩挂军刀之用的腰带，即所谓“略刀带”上的。上面刻印有佩戴者所属联队、中队及个人的番号，军官还有姓名和军衔，以便在军人战死或面部受伤、军服破损的情况确认其身份。这种“认识票”以往我国市面较少流通，军品收藏者们较为忽视，我仅在美国出版的UNIFORMS AND EQUIPMENT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IN WORLD WARⅡ一书中见到过美军收集到的照片。2005年从黑龙江某原日军筑垒地域出土了一批侵华日军的“认识票”，沈阳朋友宋柏赠送我了两枚。这两枚“认识票”分别刻字。一面：光四四　た一四。另一面：六国守炮　中一　番五○。

另一枚一面：独炮　一中　番二一六，另一面：五○七。

这里我们首先要从侵华日军的部队代字，即所谓“兵团文字符”说起。日军为保密起见，1937年9月1日，日本陆军省规定出征部队以部队长的名代称其番号。例如第一师团步兵第一联队第一中队，则称为中国战线上海派遣山田部队，铃木部队小林队。此后，随着部队长的战死和调任，称呼开始混乱。1940年日军在《昭和一六年度陆军动员计划细则》中规定，军、师团、旅团实行“兵团文字符”，即以一到二个汉字作为部队代字。如“德”为关东军，“统”为第六方面军，“甲”为北支方面军，“吕”为第8军，“龙”为第56师团，“衣”为第59师团，“桐”为第5混成旅团；又如两个字的“武甲”为第354师团，“东旭”为第119独立混成旅团等等。

我得到的侵华日军“认识票”，其“光”字，我认为应为“光集团”，即日军第4军的代字；“六国守炮　一中　番五○”应为第六国境守备队炮兵一中队五○号。据日本菊池实《苏满国境要塞遗迹群研究》和小林静雄《遥远的黑龙江》等书载，当年日军第六国境守备队在日本关东军第4军编成内，驻黑龙江的瑷珲县，由三个步兵大队（其中第一、第二大队各辖4个中队，第三大队为2个中队），炮兵二大队（辖2个中队）、工兵一大队编成。装备100毫米榴弹炮12门，100毫米加农炮4门，中型迫击炮14门，高射炮12门。主阵地位于瑷珲的北镇台，有守备的永备地下工事。其右翼为野战阵地，以及朝水永备阵地。1945年第六国境守备队解散，主力及炮兵调至太平洋战场。遗防由“开拓团”担任守备任务。此外，我手中的“认识票”上“独炮　一中　番二一六”应为独立炮兵一中队二一六号。“独立炮兵”在日军第4军编成内单位较多，有独立速射炮第3、第5大队，独立重炮兵第1、第8、第9大队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军队官兵金属制成的身份牌，历经战火，不易损毁。美军的身份牌用金属链连接更为可靠。而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个人身份识别是佩于左胸的布制胸章，其上有佩戴者的姓名、部别、军衔。侵华日军步兵第34联队少尉河村太美在《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一书中写道，他在湖南常德作战时“看见五六个穿着青灰色衣服的敌人正规军躺在那里。他们衣服上的符号已被撕去。敌人来不及收尸，为了保密，把符号撕了去。”保密是一方面，重要的是作为官兵阵亡的依据。但布制的识别符号若烧毁，则无法确定其身份。随后1950～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布制胸章（背后为姓名、部别、佩戴年份等）也如是。这使我想到我军1965年到1985年沿用20年的红领章背面的“姓名、部别、血型”的记录。虽有其优点，但未考虑领章织物的战火损毁。按军事斗争“真准备”的要求，我军作战部队官兵战时佩发金属的身份牌是值得考虑的。这是以人为本，对参战官兵家属负责的具体体现。

大正与昭和时期的日军手帐与手牒

另外，日军个人物品中还有人手一册的《军人手帐》，大正和明治时期称《军队手牒》（图2）。该手册是陆军士官和士兵的身份和服役的履历书。手册中首先是天皇的所谓《军人勅谕》，接下来才是士兵本人姓名、出生年月、籍贯、管区、兵种，入伍退伍的服役情况，奖罚和军衔的晋升、战斗经历等的记载。日军的《军队手帐》是重要的情报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的官兵很注意从日军尸体上搜寻这种《军队手帐》，并作为战争纪念品。

与之相反，我国军队对战利品的态度限于当时的条件，大多从实用主义出发，注重武器、装具、地图的收集，而对于日军“认识票”、《军队手帐》之类的个人物品，大概出于对侵略者的仇恨，或忌讳，对此是不屑的。因而我手中藏界朋友相赠的“认识票”历经60余年颇为珍贵，具有史证意义。

戴风镜打绑腿的日军士兵

风镜与防蚊手套

日军注重兵要地志即战场环境的调查的同时，注意其单兵装具适应于野战条件下战场特殊环境。如风镜和防蚊手套等装具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