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两代金石学对书法的影响及其背景分析

一、引言

在纸张发明使用之前，中国古代的文字记载主要依赖三种方式：甲骨、金石、竹木简牍。但竹木简牍使用到南北朝末期已基本全废；而使用甲骨也仅限于殷商西周时期。再者，竹木年久易腐，甲骨也多用于贞卜；只有使用金石，自从三代以来，没有间断，其用特著，其寿特永。从出土情况看，甲骨与竹木简牍发现于19世纪末，而大量的出土以及研究乃是20世纪之事。金石则不然，其用途之广，数量之巨，上至达官仕人，下至田野村夫，俯拾即是，唾手可得。又金石的使用，在三代之间，有金而无石；秦汉以后，石多而金少，所以欲探究三代之史莫如金（及近代出土之甲骨），而欲探究秦汉以后之史莫如石。所以，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皆十分重视，他们在古代金石器物时代的鉴定、铭刻文字内容的考释等方面多所发现，并以此作为证经补史之助，于是逐渐演进成为一独立专门的学问——金石学。

作为古代“考古学”的核心、近代考古学的前驱，金石学有其自身的研究体系。那么，什么是“金”，什么是“石”呢？一般认为，“金”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则指各种碑刻文字。但金石学意义上的“金”、“石”远比此宽泛得多。朱剑心认为，“金”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那么，“金石学”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①]由此可见，金石学对于相关学科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可以证经典之同异，稽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二、金石文字对文章之存录以及考索文章之渊源、体制、文词之工拙皆关系甚巨；三、金石文字书体之美、变化之多，尤为特色，已成为染翰之士研习摹拓之对象；而鼎彝石刻图绘花纹之复杂优美，可以考索当时审美观念之演进；玺印封泥古雅绝伦，为千百年篆刻家所师法，可见我国艺术活动与金石学可谓形影相随。[②]            

金石学肇始于汉，魏晋至唐逐渐演进，到两宋臻于极盛而中衰于元明，而到清代时又高潮复起，遂成显学，有迈宋之绩。这就是金石学史发展的大概。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少君见上（指汉武帝），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器”。这是汉人对古铜器时代的鉴定。而《汉书·郊祀志》中则有张敞考释鼎铭古文字的记载；《史记·始皇本记》中录有秦之七刻石（《芝罘》有两刻石）。凡此，皆可见司马迁、班固等已留意于金石了。

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利用金石文字订证史籍之错误，如孟康注《汉书·律历志》记载：“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不但竹也。”[③]可以证明《汉志》所说并不尽然。南北朝时，开始有金石专著，其卷数最多的，当推梁元帝辑集的碑刻集《碑集》，共100卷。这是最早的石刻集录，可惜早已亡佚。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汉碑一百，魏碑二十，这是撰述中引用碑刻之始。六朝、隋、唐之间，著述论及石经者，有《洛阳记》、《西征记》、《后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北齐书》、《隋书经籍志》及《西京新记》等数种。虽然诸书所记，往往互误，考核也欠精审，但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发现陈仓石鼓则是唐人的贡献。唐人多以为是周宣王猎碣而且是史籀之笔，虽然也是考据未精，率尔臆断，但杜甫、韦应物、韩愈等歌咏所及，影响不可谓不大。

        以上是由汉至唐金石学发展的概貌，当时学者对于金石固然已有近于研究之事，然而偶得一器，偶见一石，偶然而得之，亦偶然而述之，一鳞半爪，未能成为专门之学。  

        两宋时，金石出土日多，于是士大夫如刘敞、欧阳修之辈，筚路蓝缕，倡导金石学，也即阮元所谓“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据容媛《金石书目录》记载，宋代金石学者有22人，著作30种。清代李遇孙《金石学录》中录有61人。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中列出只知书名的佚书89种，可见当时金石著录研究的盛况。至于这些著作研究的方法，大约有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种；有存目的，有录文的，有图形的，有摹字的，有分地记载的，有分类编纂的；或者考证其时代，或者叙述其制度，或者释读其文字，或者品评其书迹，都十分详备。

元明两代，在宋代极盛之后，难乎为继，固然由于风尚不重实学，亦因为金石器物少有发现。著作除了郭宗昌的《金石史》、赵崡的《石墨镌华》等数种可观之外，其它如杨慎的《石鼓文音释》凭空编造，陶滋的《石鼓文正误》也多揣摩之处；卞蓘的《古器铭识》完全抄袭《博古图》与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而且前后失次；而方仕的《集古隶韵》则完全抄袭娄机的《汉隶字源》，摹刻拙劣，几乎没有可取之处。孙克宏的《碑目》与盛时泰的《苍润轩碑跋》也疏于考证，错讹很多。如此不一而足，元明金石著作虽然数量并不为少，但大抵辗转碑版，罕有新识，叠床架屋，徒形其赘而已。

入清以后，百年之间，海内渐定，治朴学者甚众，金石之学亦开始勃兴。而三代遗物，也在此时应世而出，出土于丘陇窟穴的金石达数十倍于往昔。但大体上著录的方法，也多是本着前代的成例，比如存目、跋尾、录文、摹写、纂字、义例、分地，都是前代已有；而分代、通纂、概论、述史、书目等，则是清代所新创。[④]清代涌现了大批有重大贡献的金石学者以及大量水平极高的金石著作。乾隆以前，金石学研究尚不甚发达；乾隆以后，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容媛《金石书录目》收现存金石书自宋代至乾隆以前700余年间仅限67种，而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多达906种。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考证严谨，研究范围更广泛，收集资料更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也大为提高，尤其对石刻材料的整理汇集工作开展得普遍而深入，成就斐然。

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宋清二代，双峰屹立，宋代有开创之功，清代有大成之果。金石研究与书法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那么，这两个重要时代的金石研究对当时书法的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有哪些不同？而产生这些不同影响的时代背景又是如何？书法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着怎样的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书法与金石研究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对于认识书法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它给宋、清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助于将书法置于广袤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从而对书法的发展有一个更加深入和立体的认识。

迄今为止，关于清代金石学与当时书风之间关系的论述并不鲜见。但遗憾的是，从宋、清两个时代金石学对书法发展不同影响这一视角入手，对比分析两代金石学与书法不同关系，从而力求更清晰地看出这两个时代书法发展的不同特点，似乎尚未得见。笔者不揣浅陋，勉力而行，试图通过这种对比，更能看清楚书法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以及对书法的发展起着影响作用的诸多因素，为更深入地认识书法史提供佐证。在分析金石学与书法的关系之前，本文先对宋、清两代金石研究的概况作一鸟瞰，了解金石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两代金石研究之间的异同和承继关系。

二  宋、清两代金石学研究概况

关于金石学著作的分类，各家颇有不同。陆和九在其《中国金石学》中将金石家著作分为四类：目录之学、图谱之学、考据之学、校勘之学。[⑤]朱剑心在《金石学》中则依“吉金之著录”、“石刻之著录”而分述之。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一文中也作了分类：“与叔《考古》之图、宣和《博古》之录，既写其形，复摹其款，此一类也。啸堂《集录》、薛氏《法帖》，但以录文为主，不以图谱为名，此二类也。欧、赵金石之目，才甫《古器》之评，长睿《东观》之论，彦远《广川》之跋，虽无关图谱，而颇存名目，此三类也。”[⑥]然而，金石著作中有不少兼及金与石者，很难按朱氏之一概；至于校勘之学，陆和九仅举民国方若《校碑随笔》为例，此著不属于宋、清金石学；王氏第三类将目录与考据混为一谈，且仅限于吉金之类。然而金石学著作内容庞杂，或专录一地，或仅释一碑，或文集散见，或札记偶及，使之分类更加困难。本文择其主要著作，从其研究方向与内容入手，略举四端，而不必强分某一著作为某一类也。

（一）            录目之类

最早的金石录目著作是欧阳修所编《集古录》，从其先前搜集的1000卷彝铭碑刻法帖中选其重要篇目编成，分注其撰人姓名、官位事迹以及立碑时间等，分为10卷。此后，赵明诚《金石录》前10卷中，将其收藏的2000卷金石铭刻依时代顺序著录，并于篇目下注其年月及撰人。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200卷，是一部南宋地理总志，其中《舆地碑记目》4卷，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编辑，各注其年月姓氏大略于其下，起临安，迄乾州，均南渡后疆域。陈思《宝刻丛编》20卷中收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在地理上可以确定的，分别按各路编辑；不详的，则附于卷末，并采录了各家的考证。在南宋偏安的情况下，陈思编此书博采前闻，用功颇多，对于诸道郡邑，纲目分析，沿革情况等介绍比王象之还要详备。南宋无名氏所撰《宝刻类编》8卷，[⑦]其收录碑刻，上自周秦，下至五代。此书分为8类，每类以人名为纲，在人名下著作碑目，并写明年月地名。关于宋代金石录目著述，自欧阳修、赵明诚、王象之三家外，当推陈思的《宝刻丛编》比较完备，但传下来的书多残缺不全。而《宝刻类编》广搜博采，叙述详明，从收录的数量上看，也比郑樵《金石略》、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为多。

宋代金石录目著作主要即上述数种，到了清代，此类著作数量已达数十种，且搜罗范围之广，碑石数目之巨，已非昔人可比。更为细致者，专收一地金石，详加考索，皆为宋人所未发。

《寰宇访碑录》12卷，清孙星衍、邢澍撰[⑧]。书目所录诸目，自周起，止于元末，除石刻外，还有各家收藏的古砖古瓦。[⑨]在各石刻之下，一一注明其书体、撰书人姓名、碑刻的年月、后人题记及刻于碑阴的文字。全书共录石碑及砖瓦7000余种，嘉庆以前的碑刻目录以此书最为详备。但金石之器，日出不穷，所以，此后赵之谦又“集近六十年中所出及所见碑版文字著之，以补孙氏访碑之录”，[⑩]即《补寰宇访碑录》5卷，此书收录碑刻起自秦汉，迄于元代，仿孙氏《寰》书之体例。而清末叶德炯所撰《梦篆楼访碑录》2卷，则是对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和赵之谦《补录》中讹舛缺漏之处，取家藏金石诸刻加以补正，再加上新出土的碑刻，共1400余种。尽管屡续屡补，仍不能据此自足，只有不断续成其志，才可以备石渠之采择。在清代金石目录书中，收录资料最多的一种还是吴式芬所撰《捃古录》20卷，此书也是为补孙氏《寰》书之未备，删其讹复，增商周秦汉以来吉金，编纂而成。全书所收目录，计金类1781种，石类15230种，砖瓦类1105种，加上木、玉、磁等类，共记18128种。这一数量与宋人金石录目相比，几近于10倍。

专录某一地金石碑目的有一下几种：专著山左（山东省）金石书目的，始自毕沅、阮元共同著录的《山左金石志》24卷，后来段松龄又作《山左碑目》4卷，法伟堂又作《山左访碑录》13卷，尹彭寿作《山左北朝石存目》1卷，田士懿作《山左汉魏六朝贞石目》4卷，对有关山东境内的碑刻的存佚、名称等作了注释或考证。

胡聘之撰《山右石刻丛编》40卷，则著录了山西石刻及附着的铜器款识，自后魏至元，共计726件。沈涛《常山贞石志》24卷所收录浙江常山石刻，自周至元，共250余种。清人李调元摘抄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编为《蜀碑记》10卷后，又博采自宋以来金石诸书所载蜀碑之目，分隶于清府县地名下，为《蜀碑记补》。阮元曾督学两浙3年，又任巡抚8年，刻意搜访浙中金石，派工进行摹拓。幕中罗致的名儒宿学如赵魏、何元锡、许宗彦等，帮助搜访考证，辑成《两浙金石志》18卷。翁方纲视学广东达8年之久，搜访全省金石文字约500余种，经编辑考释，撰成《粤东金石略》11卷。谢启昆任广东巡抚时，也效其师，撰《粤西金石略》以配之。而翁方纲晚年所作《海东金石文字记》4卷，著录新罗、百济、高丽等海东（今朝鲜半岛）诸国所发现的自陈、唐至明以来石刻。《中州金石记》5卷为毕沅任河南巡抚时所著，他任陕西巡抚时又著《关中金石记》8卷，关中为三代、秦、汉、隋、唐都会之地。碑碣之富，甲于海内，此书著录，起秦迄元，计797种。专录一地金石碑目之著作在宋代尚告阙如，而清代却蔚为大观，可见清代金石著作较宋代可谓既深且细。而继承宋代陈思《宝刻丛编》和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分地录目的有孙星衍《京畿金石考》2卷，此书著录金石，取宋人诸金石书，及孙星衍家藏直隶诸府、州、县所出吉金贞石之文，分隶郡县。

   另外，清代金石目录著作还有：钱大昕撰《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8卷；缪荃孙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18卷[11]；李璋煜编《爱吾鼎斋藏器目》1卷；刘喜海《嘉荫簠藏器目》1卷；丁彦臣《梅花草簠藏器目》；孙汝梅《读雪斋金文目手稿》1卷；王锡綮《选青阁藏器目》；潘祖荫《攀古楼藏器目》2卷；邹安《周金文存》6卷；曹溶《金石表》1卷；凌霞《癖好堂收藏金石书目》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