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与鲁迅述评（一）

刘玉凯

   鲁迅同顾随是两代人，给人的印象治学的道路似乎也不同。我们纪念顾随的文章多是从他讲解古典诗词的生动和深刻来谈论先生，我想在这里说说新文学同先生的联系。那就从鲁迅说起。因为顾随先生比较早地接近鲁迅，而且一生在传播鲁迅精神，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所以这篇文章并不是牵强的应酬。

一、             鲁迅与顾随

说到鲁迅同顾随的关系，可以分两个方向来说。

先说鲁迅所知道的顾随，我们知道的材料虽然不多，却是很有分量的。因为这些资料足以让我们了解顾随的影响。

顾随先生是192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那正是周氏二兄弟在北京大学执教的时候，周作人是北大的正式教授，鲁迅只是兼职。从一些资料看，顾随同周作人的关系是一般师生关系。周作人并没有正式地评价过顾随，虽然顾先生曾多次到周作人苦雨斋拜访，谈学问之事。如1933年9月23日，顾随以自己新作的散套请教于周作人；1933年10月2日，顾随向周作人索要周作人的读书录；1935年7月22日，作诗《病中不寐口占》请周作人。后来顾随有困难时，也曾写信向周作人求助。但是顾随先生似乎并不喜欢周作人有些文章的“鸡零狗碎”。我觉得这是很客观的批评。《鲁迅的故家》之类，资料有用，但是彼此重复的内容过多，我也疑心那是为了赚稿酬而作。

至于鲁迅，对顾随是比较熟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五四以后收录新文学实绩的、很有影响的大型现代文学总集，由赵家璧主编，1935-1936年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全书分为10卷，编辑的阵容表现了五四新文学力量的坚实。胡适编选《建设理论卷》，郑振铎编选《文学论争集》，茅盾编选《小说一集》，鲁迅编选《小说二集》，郑伯奇编选《小说三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一集》，郁达夫编选《散文二集》，朱自清编选《诗集》，洪深编选《戏剧集》，阿英编选《史料·索引》，书前由蔡元培撰写总序。两本小说集共收入81家的153篇作品，鲁迅所编辑的《小说二集》收入33人的59篇作品，其中就有顾随先生的小说《失踪》，这篇小说作于1923年12月，初刊于1925年《浅草》1卷4期，署名顾瓍。表明了顾先生也是新文学的一家。他此时创作的作品并不多，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也就8篇，就是《反目》、《失踪》、《废墟》、《佟二》、《乡村传奇——晚清时代牛店子的故事》、《爱—疯人的慰藉》、《夫妻的笑——街上夜行所见》、《枯死的水仙》。这些显然是从沉钟社的阵营中选出的代表作。

鲁迅在《小说二集》里虽然没有直接评价顾随的文章，但导言里对于浅草—沉钟社有过很好的评论，说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在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一觉》里也提到过浅草—沉钟社，而且特别感人：“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这也应该算是最高的评价了。

此外，顾随同鲁迅的关系，可说的话还很多。首先，我们应该知道顾随先生特别推崇鲁迅先生。

1956年他写过《木兰花慢·鲁迅先生逝世廿周年纪念作》：

去来三十载，所爱读、大文章。有鲁迅先生，先之呐喊，继以彷徨。悠扬、傍河社戏，驾乌篷遥望旧家乡。日记始于何日，狂人信是真狂。荒唐、礼教真豺狼，祝福也悲凉。怎导致离婚，木姑奋斗，枉自奔忙。茫茫，一条路，算阿Q孤独最堪伤。天上人间何恨，皇皇日出东方。^[1]

这肯定不是顾先生写得最好的词，但是表达了他三十年来热爱鲁迅、喜欢读鲁迅“大文章”的情怀。我注意到了，称“狂人信是真狂”，这是知音之评。我们很多论者直到现在还说鲁迅写的狂人不是真狂人，而是真的“反封建战士”。殊不知，文学形象中的狂人首先就是个得了迫害狂病的真正的狂人，作者是以一个真的迫害狂病人象征一个反封建的战士。这样，作品处处用了双关和象征，这才真正显示出作者的高明处。“礼教真豺狼”，也说出了鲁迅写小说的最初目的是批判礼教。家族制度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锋芒所向的焦点之一，鲁迅也明确指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2]另外，读了《阿Q正传》，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嘲笑主人公，“孤独最堪伤”说出了，我们应该从中有所反省，想想自己，想想人生如此地悲凉，怎么会仅仅是嘲笑呢？这就是顾先生在《小说家之鲁迅》中说的：“我时常说每一个中国人或者说全人类都应该站在《阿Q正传》这一面孽镜台前照一照自己的嘴脸，神气，思想，灵魂，看一看有没有阿Q的气息和成分，夫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后中国人或者说全世界的人才有进步，才不至于灭亡。”

顾随一生的教育生涯中，一直在传扬鲁迅精神，他对周汝昌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亲承受业于鲁迅先生，但平生以私淑弟子自居，高山仰止，无限钦羡”。1942年顾随在给滕茂春的信中写道：“《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印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在《小说家之鲁迅》的讲学中，顾随先生说：“鲁迅在学术和文艺上说起来，同时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考据学家，史学家，诗人又是小说家，集许多‘家’于一身，简直无以名之，也许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与大而化之为圣吧。在这一点上看来，在中国可以说是空前，而且假如我们后人不努力，一定要成为绝后的。”^[3]这是1947年讲的话，可见顾先生对鲁迅文化地位的深刻理解。鲁迅是多方面的专门家，说到他是“史学家”和“诗人”，是别有见地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可以讨论。在同一次讲学中，他还说：鲁迅是“爱不得，所以憎；热烈不得，所以冷酷；生活不得，所以寂寞；死不得，所以仍在呐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正是所谓“反抗绝望”的意思。鲁迅的冷静，我们容易看出来，他的热烈却只有知音才能感受。

二、             鲁迅是个史学家和诗人

先生称鲁迅是诗人，在中法大学文史学会讲演《小说家之鲁迅》中讲过的。现在就来说说顾随先生称赞鲁迅是史学家和诗人的道理。

此前，许寿裳先生在回忆鲁迅时，把鲁迅写成了一个“真的鲁迅”，一个“思想的鲁迅”，也再现了一个“诗人的鲁迅”，一个“预言家的鲁迅”，一个“精神斗士的鲁迅”。^[4]这个意思，许先生也同鲁迅当面说过。鲁迅并没有反对。不过许先生也没有对此说得很透彻。鲁迅曾在给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说：“我是散文式的人，任何中国诗人的诗，都不喜欢。只是年轻时比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他。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中国诗中，病雁难得见到，病鹤倒不少。《清六家诗钞》中一定也有的。”^[5]

鲁迅不说自己是诗人，其原因大半是看了一些新旧诗人的诗，都不大满意。鲁迅能够写很好的旧体诗，也能够写新诗。以这点原因说他是诗人，并不是顾随先生的意思。顾先生是从“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是一个大诗人大文人。而一个大诗人大文人也必是一个大艺术家。”这样一个判断出发来论述问题的。他说：“先生的诗才不必说，方才说过先生是有着一颗诗的心的。抱定了这样的诗心，具有那样的诗才，先生是无处不，无时不流露出诗的作风来的。”顾先生是说他的小说和其他作品中有丰富的诗意：“鲁迅先生之成为小说家，这两部书便已足够而且有余。在两部书中，先生表现出除了成为一个小说家思想家而外，同时是诗人。我所要谈的特别是后一点。而这一点，许是先生的作风特别成熟之故，在《仿徨》中表现得尤其显而易见。在表现先生人生哲学的《孤独者》、《伤逝》里，在处处流露出伤感气氛的《在酒楼上》、《祝福》里，那诗味的浓厚自不必说；即在《肥皂》、《兄弟》以及其他所谓讽刺小说里面，也还是举不胜举。诸位知道:讽刺文章是最难写成为诗的。”于是这一篇讲学便主要说到了鲁迅小说中的诗意。他从景物描写，说到了人物的简约白描特点，说到气氛的创造，说到象征手法的运用，说到了语言的活泼生动。都表现出了诗意。所以说：“先生的小说里面，到处吹着诗的风，弥漫着诗的气息，真是陆机《文赋》中所谓‘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鲁迅先生有的是一颗诗的心：爱不得，所以憎；热烈不得，所以冷酷；生活不得，所以寂寞；死不得，所以仍旧在‘呐喊’。也就是《西游记》中孙大圣说的‘哭不得了，所以笑也’。”

将这一个问题说得普遍化一点：“小说中的诗的成分必须要多；岂独小说而已哉?人生、人世、事事物物，必须有了诗意，人类的生活才越加丰富而有意义。……写一篇小说而没有诗意，是没有成其为小说的理由的。”这还真是理解小说、创作小说的真谛。

再说鲁迅是个史学家，顾先生却没有解释。那么，我们从什么意义上说他是历史学家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他是文学史家，因为他写过《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也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样的讲演。我们应该从他的历史批判精神上理解这个判断。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的五四文化革命是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评价开始的，也是从新史学的建立而取得实绩的。没有对传统史学观的根本性颠覆，没有对中国历史思想的重评，没有一个“重估一切价值”运动，就没有现代文化。鲁迅无疑是这一革命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