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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财新网体育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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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说明,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狂热的体育信徒。
前年体操世界锦标赛前,我就曾撰文批评举国体制的僵化和保守。在那篇题为“中国体操:十字交叉OR十字路口”的专栏文章中,我善意地规劝相关部门,应该少关注锦标主义,多关注民生;少一点对高难度技术动作的极致追求和盲从,多一些快乐体操的展示。否则,这项曾给予国人无数荣光和鲜活记忆的项目,将彻底地储存在上一辈的记忆芯片中,或因“妖魔化”解读而导致的恐慌中。不知这篇文章触动了什么神经,后来被勒令从网站上蒸发。
但老实说,部分西方媒体的报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记得2006年《体育画报》中文版刚创刊的时候,我经常会接到西方媒体同行林林总总的垂询,话题梳理起来大致包括:举国体制的问题和矛盾(包括兴奋剂、选拔矛盾、改年龄、减体重等),专业运动员的出路问题,等等。这其中,体操往往是无法绕开的领域。我开始曾感动于他们人性化的关注和论述,耐心地和他们探讨中国式体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当越来越多相同价值观的话题出现时,我开始有所警惕,甚至揣测:类似话题,会不会以每四年的奥运周期甚至更短的频率出现?
果不其然,今年里约奥运会,旧事又被重提。
事实上,在业余体育的范畴,无论是体操、跳水还是舞蹈训练,压脚踝等动作常被认为是提高柔韧性和协调性的必要方式,对孩子未来的身体发育亦有好处。而由此而来的“极致的痛苦”、泪水,也是不可避免的生理现象。这些年来,国内专业体校颇受冷落,但那些以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命名的俱乐部,倒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不少家长慕名前去,报名极其踊跃。
“练体操,能提高力量、平衡、柔韧、协调、核心力量和控制。”杨威曾对我说。这位全能王子向我提供了来自美国的一组数字:在美国,共有3000多家私人俱乐部,体操人口达到500多万。在美国民众心目中,体操像钢琴、绘画一样,是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一个重要选项。“比如学会简简单单的后空翻,就会带给孩子的自信和成就感。”
我想说的是,那些因酷爱体育而一步步走上巨星之路的孩子们,未必是在中国“三从一大”(编注:即“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政治语境体系和残酷选拔制度中塑造和熏陶出来的,也未必景仰生态链条顶端的尖峰体验。这个项目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足以抵消其附加信息甚至对财富的表达。
在对列国体育的采访过程中,我曾走过罗纳尔多玩命踢球的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马布里练三分的纽约“贫民海滩”——布鲁克林区康尼岛,见过不名一文的陶菲克如何打羽毛球而获得赌资甚至展示其狡黠的一面,以及幼年贫穷的曼尼·帕奎奥在菲律宾南部小城每晚过夜的大纸箱,和他日夜挥拳的简陋拳击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唯有靠着刻苦自律、专注乃至超常的付出,才有可能逃离、改变自己的处境。这是他们最直面的人生选项。
中国运动员里,我也接触到不少体制外培养模式的例子,包括丁俊晖、冯珊珊、熊朝忠等。他们由家庭培养而成,为了能够出人头地,也必然是百炼成钢的。科比早上4点的洛杉矶金句,孙杨每天狂游两万米的励志桥段,举重运动员每天千百次将身体两倍重的哑铃举过头顶,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刻苦训练中某一项具体内容。毕文静跟我说,为了在方寸之间的平衡木完成匪夷所思的动作,他们需要从平地几厘米几厘米的增高,在无数次模拟训练中累积经验。酷夏寒冬,他们一次次哭着咒诅跑步,以及那些高难度冲击动作。而邢傲伟等男队员们,更将平常训练用的绷带等搜集在一起,在大赛之前展示。这个雪球似的白色球状物构成了一种象征和隐喻,既意味着苦难而单一生活的艰辛,又象征着超越苦难之后的成就感。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体操。”昔日一度想逃离的杨威曾认真地说,“体操给我带来的国家荣誉感,带来的强者的素质以及自信,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杨威还给我列举了另外一组数据,“在不足2000名的体操注册运动员,每年有几十个人能入选国家队,与每年百万千万人参加高考,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能考进清华北大的几率相比,体操的成比材率算是高的了。”
在中国,体育官员们通过强化、渲染竞技考核的观念,将几乎所有的资金、关注度都倾注在对金牌的角逐中。而这些行为的附着物,包括其反人性的管理方式、过分迷恋高难度动作带来的高风险性、过分追求金牌而采取的非常规手段,正在让竞技逐渐褪色。但这并没有阻碍体育项目本身具备的生机和活力。就体操项目而言,对万千参加训练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未必面对所谓的“耻辱和伤口”。快乐体操,成为他们走向人生、发现自我的又一扇窗户。
退役之后的邢傲伟,目前活跃于其他各种体育项目,热衷于探索新事物带来的极致体验。杨威将快乐的感觉传给了儿子杨阳洋,小家伙曾与李小鹏女儿奥莉来了一次PK,场面萌到不行。而毕文静告诉我,她前不久又回到了那个给自己痛苦记忆的田径场,开始了挑战全程马拉松的新人生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