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关晴光夫妇和儿子嘉嘉在一起。他们的儿子现在日本也是乒乓球高手。
留意我博客的朋友，会注意到有一个韦晴光日本生活的小说连载《熊本十年》。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日本寻访最得意的部分。把当时写的序言发给大家，嘿嘿：
和石小娟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有些尴尬有些微妙的气氛下进行的。通过夏娃姐辗转联系上石姐后，开局部分很顺利，顺利得有些近乎热情过度。在她列出的日程安排中，甚至包括了全家人请我们的记者吃饭，陪同采访之类。
但在我逐渐得寸进尺，想要带一个摄影记者去他们家的时候，她明显有些犹豫了。我后悔了，算了，还是不见了。我们在日本这么多年，不希望过度曝光。你们就是来了我们也不接见。
我的心一凉，飞机票都买了，签证只有10天，借了那么一大笔钱，如果韦晴光这么一个体育代表符号都拿不下，我们声势浩荡的日本寻访，可能要泡汤。我拿什么交差啊。
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于是银牙一咬心一横，和石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什么我们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啊不远万里来看你们，什么全国人民都在关心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健康你们的成长啊（我在人行以来，时常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希望了解这些在海外漂泊人的打拼的不易。）什么我们的摄影可以先去，不拍摄啊之类。
天知道，如果一个摄影到了日本不拍照，那还能干什么？
后来的情况比想象中要顺利。2008年初，去日本的第一天，我家娘子、关军和胡可就遇到了热情的一家人，和一顿热烈的晚餐。石小娟、韦晴光们那个热情啊，简直和《非诚实勿扰》的那个全陪秦奋们的乌桑有得一比。
国外生活，让他们变得简单，使他们对祖国来的亲人有一种本质上的亲近感。在这之后，我时常看到石姐挂在线上，几句来自家乡的话会让他们感动半天。有的时候，我娘子需要日文资料翻译，直接交给石姐，她马上会第一时间给你听出来，翻译出来。他们觉得，这样作理所当然。
但石姐，你们可是公众人物，有无数的事情等待处理啊。你们完全可以轻易地就说声NO的。
阅读他们的生活，则让我的心情逐渐沉重起来，起码，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特别是当石姐将她亲手执笔的自传体小说《熊本十年》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的反应不仅仅是震撼那么简单了。
“她是我们《乒乓世界》的作者中文笔最好的，”在乒乓球界纵横多年的《乒乓世界》执行主编夏娃姐向我隆重推介。
“完了，没有办法写文章了！”关军跟我哀叹，因为他看了石小娟的文字。
关军引用了《熊本十年》的一段文字，作为自己报道的开头。我给起的名字是<我是谁>，暗示这种角色的错位。
事后很多圈内人提到这个文章时，都说相当牛，写出了复杂的人性。我觉得，这里面固然有关军的文采在内，还有石小娟他们生活的细腻，以及敢于解破自己的勇气。
这是一个周末，恰逢2008“全日本乒乓球选手权大会”渐入佳境，东京体育馆至少涌进5000名观众，多以学生为主。中午，休息厅排起了两条长队，一边是买便当充饥的，另一边则是向一位中年男人索要签名的。
中年男人头发略显稀松，更突出了额头之饱满，他穿着普通黑色运动冬装。等待的人很多，中年男人却并不准备草草签名了事，他亲切地与每个人交流几句，再鼓励一下，然后流利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伟关晴光。
馆内那项赛事中，这位“伟关晴光”退役前曾拿过七次男单冠军，而且都是在35岁以后。他曾是中国乒乓球国手，代表中国在乒乓球第一次进入奥运会时拿过双打冠军，那时他叫韦晴光。
不远处，韦晴光的妻子石小娟排队买便当，她以中国《乒乓世界》驻日记者的身份，参与报道工作。“他退役后还是很受追捧，感觉他在中国最牛的时候都没这么风光。”石小娟说起丈夫，有种深藏不露的钦羡。
从中国到了日本，17年了。
在职员上厕所都要小跑的日本，生活节奏紧张得令人窒息，韦晴光与石小娟这17年也被这样的节奏裹挟着，倏忽间就过来了，快得就像仅仅在新干线坐了一站。但17年的某一些时间段落，却突然慢下来，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小时，有的只是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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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飞往福冈的航班严重晚点，晚了五个小时。即将离开祖国的复杂感受，对异国新生活的向往，都让这五个小时显得多余、煎熬、不近人情。
韦晴光和石小娟除了忍受这煎熬，没别的办法。他们呆呆地坐在候机厅，心事重得如同身边那两只装满行李的大号皮箱子。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还未消退，各大公司的体育俱乐部代表队为在国内俱乐部比赛中提高成绩，积极吸纳外援，中国乒乓球手无疑大受欢迎。1991年初夏，同为专业乒乓球选手的韦晴光和石小娟也汇入了出国的潮流。
最早萌生出国打球的想法时，韦晴光根本没考虑日本，他嫌那里水平太低。而当命运的阴差阳错使日本成为不得已的选择时，他的想法是打上两三年就退役，回国当教练去。
韦晴光效力的株式会社名为 寿屋，是日本九州最大的一家超市连
.公司，本部设在熊本。抵达灯火零落的熊本的那个晚上，夫妻俩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仅在这座城市，他们就待了十年。
不知从何时开始，为了是否要回国、什么时候回的问题，韦晴光与石小娟偶尔会发生争执。
1995—1996年间，中国乒球的驻日海外兵团刮起回国风，石小娟也想回。但韦晴光还想打球，在日本，他可以打单双，回国却只有退役一条路；回去做教练也认了，可惜却等不来合适的机会。
接下来的选择有些不由自主。随着1993年儿子嘉嘉降生，生活完全以孩子为轴心，回国更加遥不可及了。而且要参加日本最高级别的比赛，就得入籍，没想到，入籍后竟打得一发不可收，成了日本乒坛不老的传奇。
在韦晴光家里，通常有三种语言被混杂着使用：汉语普通话、桂林方言和日语。让夫妻两人略感不舒服的是，儿子嘉嘉一直不习惯说汉语，常常是家长刻意用汉语和他说话，他则用日语回应。得让嘉嘉了解中国，知道那是父母的根，尤其是，“总不能回老家也说日语吧”，于是，儿子读小学时，韦晴光夫妇每年都让嘉嘉中国住半年，日本住半年。嘉嘉对那个与日本大不一样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也喜欢中国饮食，但语言和思维上他已日本化，日本话是他的“母语”。
韦晴光和石小娟的“母语”同样无法改变。许多时候，他们会回忆起北京体育馆路上陈旧却群星汇聚的宿舍楼、乒乓球训练馆；挥洒在那儿的汗水、笑语；记录在那儿的奋斗、辉煌，“连同大门外的鸡蛋煎饼、馄饨摊子一道，永远不忘。”
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很受欢迎，但留下来的不多。当年韦晴光的双打搭档陈龙灿也曾在日本打球，回到国内虽也多有不如意之事，但现在担任广西乒乓球队总教练；乔红、刘伟、于沈潼、张雷、王永刚⋯⋯这些名将一拨拨地来，又一拨拨地回去，连何智丽最终也回了上海。坚持到现在的，只有他韦晴光一个人。他甚至不敢把这称为坚持，“回去或留下，都是一种生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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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走在东京繁华商业区涉谷的街道上，路过多家极其喧嚣的电子游戏厅，韦晴光像是想起一件无比遥远的往事。他说的“那段日子”，是最初在日本品尝到的无聊时光。
涉谷那种游戏厅在日本遍地开花，堪称社会一景，里面多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他们非常投入地玩着一种叫Pachinko的简单的赌博游戏。每天工作的时间要么很短，要么就干脆没有，语言又不通，韦晴光的消遣方式是Pachinko，石小娟则躺在床上，做一段白日梦，然后抱一盒纸巾坐在电视机前。日复一日。
在熊本，其实也曾有过一段比较温馨的时光。通过乒乓球陪练工作，韦晴光一家得以结识了几对日本夫妻，并一度关系密切。那位叫福山的妈妈桑和她那位身为退休警察的丈夫，热情地为这对中国夫妻安排娱乐，安排学车，安排参加聚会，让韦晴光和石小娟感觉“俨然成了福山家族中的一员”。
石小娟怀孕后，福山妈妈几次陪她去做检查。福山家住在熊本有名的水前寺公园附近，于是就叫伟关夫妻称他们为“水前寺的爸爸妈妈”。
还有一位经营新旧汽车交易的前田先生，50多岁，工作间隙就忍不住在车篷里的球台上过过乒乓球的瘾。
前田夫妇的热情简直要更胜福山一家，除了经常一起聚会，他们还帮着照看嘉嘉甚至给他洗澡，他们暗中帮石小娟创造工作机会。得知韦晴光家想办入籍，前田先生热情地表示要帮忙。
因为担心太麻烦前田，韦晴光夫妇自己办妥了手续，谁知前田先生对此十分不悦，简直像是讲信用的商人遭遇一起违约事件。加上过往累积下一些其他误会，矛盾的生成与激化都是中国式思维所难以想像的。
倔强的石小娟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又臭又硬的脾气又冒了上来”，她带着委屈的眼泪，甩手离开前田的会社。
第二天，竟收到前田夫人寄来的东西，里面是石小娟在会社用餐的饭盒，上附一张便笺：“如果你不觉得错，以后就别来了。前田鲤荣。”
寄人篱下，在思维方式难以调和的时候，最终低头的还是石小娟。这件事情使她成熟并且懂得在爱护照顾自己的长辈面前，有时必须放下过多的自尊。
后来迁到东京的韦晴光一家，仍然保持着与包括福山夫妇、前田夫妇在内友人的联系。
他们甚至会来东京与他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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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福冈领事馆。改籍手续办得出奇的快，而一切办妥后，却是比办手续的时间还长的相视无语。韦晴光回忆说，沉默持续了差不多有20分钟。
1997年，夫妻俩觉得改国籍是一件很迫切的事。那时，他们一心想得到安定的生活；要工作，要买房子，要给嘉嘉和周围小朋友同样的身份，要结束每年去入国管理局更新签证的繁琐，甚至仅仅是为了方便去其他国家旅游。
这件事，韦晴光提前一年告诉了父母。 父与子就此事的交流很简明。“对你有帮助吗？”“有。”“那就改吧。”
使馆里的程序像那段对话一样简明。可韦晴光夫妇蓦然意识到，他们就此从国籍上脱离了祖国，“随后的大半年，我们处于无国籍状态，两头不着岸地漫游在中日之间。”这是石小娟在《熊本十年》里的表述。
半年后，他们去法务局办入籍，改了名字：伟关晴光。当年出国前，石小娟的妈妈曾一再叮嘱她，在日本是不可以跪的。
现在，连石小娟的姐夫有段时间都称他们为“伟关一家”，很不舒服的感觉。石小娟也索性自嘲道：“成了‘二鬼子’。”
正式获得日本国籍的那天，竟恰好是韦晴光的生日。
35岁那年，第一次参加全日本选手权大会的伟关晴光绽放第二春，他战胜另一位日籍华人选手问鼎。这位在任何比赛、包括奥运夺冠都未曾落泪的男人，那一刻却哭了。石小娟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丈夫的眼泪，只能用百感交集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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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韦晴光就适应了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感觉；而适应作为中国队的对手，甚至部分球迷眼中的“敌人”，他用了一两年甚至更长。1998年9月，亚乒赛在大阪举行，伟关晴光首次代表日本参赛。他的第一个对手就是马琳，他最不愿意碰的中国对手。
韦叔叔和小马排名相差18岁，世界排名也差出3 0
0位开外，没人看好他。但没想到，在家照顾小孩的石小娟，却接到丈夫的一个个捷报。“一会儿来个电话，说赢了马琳，一会儿又在全场的‘日本，喳喳喳’的声援中，赢了刘国梁。”伟关晴光打进决赛，为日本队赢得了十几年未得的男单银牌。
韦晴光回忆，比赛刚开始时，和中国队还挺亲热的，闲暇时间一起品酒，K歌，可一场一场地赢下来，弄得大家见面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回到家，这结局让韦晴光夫妇既高兴，又困惑。他没有料到的是，很快就听说了中国国内对这个“伟关晴光”的颇多非议，说他是又一个“小山智丽”。尤其当更多的非议来自故乡广西的一些妄断报道，在未经任何证实的情况下，甚至报道他跟日本女人结婚、要不就是张冠李戴地把于沈潼的妻子赵多多跟他配在一起……
石小娟对我发着感慨：“离开熊本之后，我们失去了异国中的故乡，而遥远的中国广西故乡，更无法详知他的儿女如何在外拼搏。我们仍旧必须一如既往地在球场上尽心尽力尽职，动机目标，褒贬评价却已经模糊和改变许多。”
2000年2月的吉隆坡，第45届世乒赛男团半决赛，日本队又碰上了中国队。伟关晴光对阵刘国正。比赛开始前，脸上画着五星红旗的华人球迷笑呵呵地唱着“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分明是冲着伟关晴光的，比赛中，37岁的老将明显落了下风，球迷们唱起了“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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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纸巾看日本肥皂剧的生活，对石小娟而言太缺乏色彩，她需要一些安慰和点缀，哪怕仅仅是一只精致花瓶和一点鲜花。
31岁的生日，早晨出门时，韦晴光还记得妻子过生日，说要晚上买花回来。
石小娟去商场买了一只路易威登的包和一个精致的玻璃花瓶，接下来的大半天，时间缓慢得像一只蜗牛，她静静等着，仿佛一年又一年的辛苦寂寞，都是为了守候那么一束花。
晚上，韦晴光回来了，两手空空。他说太忙了，没有时间买。石小娟无法接受这样的理由，因为从丈夫工作的运动用品贩卖区到卖花的摊位，不到一分钟，而且是他下午去练球时的必经之路。晚餐餐桌上，“可怜的花瓶空空的，倒有点像我们盛放感情的内心深处，空洞干枯”。石小娟很是感伤。
偏巧这个时刻，传真来了，石小娟的姐姐发来的。“生日快乐！帮父母装修房子，你出钱，我出力，拿30万来！”家里的空气变得更加令人窒息。韦晴光和石小娟都是广西人，人在日本，故乡的人都以为他们发达了。
平淡而无奈的日子里，石小娟写下了4万多字的回忆文章《熊本十年》，文章有着对十年异国经历的细致描述，也有对二人感情生活的大胆剖析。你很少能看到有人如此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感情。假如不是同在日本屋檐下的命运，这两个人的婚姻会否延续至今。
韦晴光当然是《熊本十年》的第一个读者，他有些惊愕，惊愕于妻子表达的真实直率。“从那以后，我也时常检讨自己，是否自己这个丈夫做得不够好。”
不过当他得知《熊本十年》准备在中国的《乒乓世界》杂志连载，还是“犹豫了好半天”。
还是发表吧，韦晴光想通了。既然《熊本十年》确实是他们曾经的真实生活，那就没什么不能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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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体育大会在2007年9月29日举行，它成了韦晴光的挂拍之战。他45岁了，有点累了。半决赛，韦晴光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被逆转，这一天是10月3日，记住它吧，整整30年的乒乓选手生涯，就这么戛然而止。
第二天晚上，朋友们搞了一个盛大的告别仪式，日本乒球界的朋友来了，在日的华人乒乓球朋友来了，中国使馆的领事来了，《乒乓世界》的夏娃等人专程飞过来。
人生真是奇异，韦晴光从南宁粮油机械厂的水泥台一路走过来，没想到最后走到的是这么一个地方——日本东京挂拍晚会的“冠军台”。
最近几月，在韦晴光租住的公寓里，笔记本电脑一直上线，他开始研究股票，数周前还尝到了大熊市中钻心的肉痛。“将来还想玩高尔夫、滑雪这些运动。”他要在光板上涂上什么。退役之后，做教练的收入不如打球，焦虑感也随之抬头。未来的路怎么走，他没有主意。
“回中国是迟早的事”，这句话之后，他开始沉默。
韦晴光夫妇每年都有机会到中国，但短暂的停留只够他们一次次惊诧中国的剧变。与许多在海外游荡的人的矛盾一样，越是在国外的时间久了，回去的冲动就越强烈，而残酷的是，回去的决心也越来越难下。“17年了，还能适应中国的一切吗？”韦晴光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韦晴光问我：“我是不是比同龄人年轻一些？”在日期间，他带我们参观景点，寻找吃饭的好去处，我发现，韦晴光开心的时候，走起路来甚至有一点雀跃，小孩子式的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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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0 12:2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