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陶功财

3日，国资委称国企综合税负是私企平均值的5倍，这一论断遭到舆论质疑。北大教授认为央企税负转嫁给了消费者。国资委官员称系学者偷换概念。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部部长表示不赞成央企退出房地产，他称央企从本质上代表着人民利益，也自然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 8月24日《中国经济周刊》）

前些日，有媒体对A股上市公司的税负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992家国企的平均税负仅为10%，而其余民企的平均税负则高达24%。数据出来后，引起坊间一片热议。随着《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的公开发布，其中国有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近年来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业中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税负平均值的2倍。两个版本，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舆论一片哗然，到底哪个数据才可信？谁也说不清楚。

其实，关于税负的高低，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按照国际惯例，评价一个国家整个的税负状况，有一项公认的科学标准，就是税收收入占一国GDP的比重，也称为宏观税负。而宏观税负有小、中、大三个统计口径。小口径只计算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口径是财政预算内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大口径是计算政府收入就是预算内、预算外收入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财政制度外的收入。如基金、罚款、拍卖土地收入等等。在这三个指标中，大口径的指标最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水平。有着不同的统计口径，自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历年来，中国都是中国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在全球也是名列“前三甲。中国高税负的现实情况这一点毋庸置疑，央企作为主体自然也难以撇开高税负。问题是这高税负的转嫁体到底是谁，消费者，还是央企自己？

从表面上看，税收是央企交给国家的，应该是高税负则承担体。但实际上，我们不妨看下一个普通的中国工薪族一辈子大概要缴多少税？据税务人员分析，如果要购房、买车，工薪族一生要承担的各种税额将超过15万元。15万元只是个约数，其实一个普通工薪族要承担的税额比这更大，譬如，要买一盒10元钱的香烟，就包含4元钱的消费税；买一个普通的商品，这个商品的价格就已经包含了税务部门向企业征收的各种流转税，而企业最终转嫁给消费者。由此可见高税负的最终转嫁体是消费者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在国外，高税负的背后是高福利。在瑞典，新生婴儿的母亲可以领全薪在家看孩子，病人所享受的病假补助，相当于工资的75%—100%，瑞典人失业后的工资超过北京、上海的普通白领。瑞典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左右；在芬兰,一个公民退休后可获得原收入70%左右的退休金,如果失业,前两年可领的失业救济为原收入的70%。此外,芬兰政府还为国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服务。

而在税负转化为国民福利上恰恰是我们的软肋。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高达数千亿元。

因此，笔者认为，高税负的转嫁体是消费者，央企以及其他企业也要多些社会责任，多为人民服务，多提消费者担着点。另外，高税负也应与高福利成正比，给国民多一些福利，多一些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