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相声，联想到李渔的《闲情偶寄》里面也有关于笑的点滴理论。《闲》在文论家和戏曲家眼里同样是一本宝书。主要因为该书的《曲词部》和《演习部》，对明清两代的戏曲创作和理论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愿意干这样的事儿的人是非常少的。
关于笑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曲词部"科诨第五》中，谈到了荤段子和贵自然的问题。结合到现下的相声表演和创作中，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可不是套话，比如李渔同志谈到在戏曲表演中，丑角和小花脸插科打诨的技巧的时候——古典戏剧中的丑角的表演和相声表演有着密切的关系——就谈到了“三俗”的问题。李渔同志指出：黄段子不是不可以说，可以说是可以说，但是要保证说得有节制，有些时候黄段子确实可以达到现场及其火爆的效果。问题是不能太过直露，想要做到人家也给你出了主意：
“如说口头俗语，人尽知之者，则说半句，留半句，或说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则欲事不挂齿颊，而与说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讲最亵之话虑人触耳者，则借他事喻之，言虽在此，意实在彼，人尽了解，则欲事未入耳中，实与听见无异，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则无处不可类推矣。”
大概还是“意淫”为妙。现在有些相声演员就是把握不好这种度，段子说得让人生厌，让人替他都不好意思。您还不必费心思猜我说的是不是德云社啊？甭瞎猜，就是他们！不过还真不是郭师傅——根本就见不着他表演，主要是有他的我没买上票。举个例子说这些演员的表演，“爸爸儿子”也好，“屎尿”也好，“打哏”也好，请您别总是那个死乞白赖的劲儿行吗，就跟终于找着一块骨头似的，给根儿油条你都不撒嘴。别那么没自信，非得这样观众才乐啊？
这种事情其实郭师傅有一段言论是很到位的，说一切都要合乎段子本身的逻辑，不是乱来，不过有时候他的“闹哏”也确实没掌握好度，比如让我一直耿耿于怀的《论捧逗》、《窦公训女》之类，其实他完全可以演得更出色的。自然而然的笑料才不是死乞白赖。
关于这个李渔同志也说了“贵自然”：
“科诨虽不可少，然非有意为之。如必欲于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诨一段，或预设某科诨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则是觅妓追欢，寻人卖笑，其为笑也不真，其为乐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斯为科诨之妙境耳。如前所云简雍说淫具，东方朔笑彭祖。”
简雍说淫具的故事就很说明问题，讲的是后汉三国年间，刘备在蜀国禁酒，效果总是不明显，于是大耳贼一生气，就下令凡是搜出家里有酿酒工具的人全都获罪。后来有一天，简雍和刘备一起出去遛弯儿，路上看见一男一女，简雍大喊：快，主公，把这俩人抓起来。淫乱罪！刘备以为他疯了，说我有病啊？简雍说，既然有酒具的都有酿酒嫌疑，那他们俩身上都长着淫具，还不逮他们啊？刘备大笑。
自然而然，和刘备出门正好碰上这事了，所以简雍才说这么个笑话，还怨刺了上政，一举多得，多好。相声应该向简雍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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