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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饿得有点发晕。大半夜没地方可以买到馒头之类的果腹食物，我口袋也不充裕，只能忍着。饥饿令惆怅更盛，我想起了初到北京的那些日子。走出火车站那会儿我所有的钱加起来也不够吃顿饭，我不知道去哪里，也不晓得如何找到姐姐。我白天漫无目的地转悠，夜里露宿在大桥下面或街边花园。有一回饿昏了头爬到银杏树上摘果子吃个半饱，结果差点将心肝脾肺肾都吐得干干净净。那也是秋天，蛋寨掏煤时留在肩和膝上的茧子发了炎，疼得在树丛里打滚，睡不着就彻夜在街头游走。庆幸的是从没撞见警察，否则早被送到沙河去挖沙了。

有个早晨我从梦中醒来，四下围了一群人，一个老头正用穿着敞口布鞋的脚踢我。见我醒来，大爷惊叹道：“哟，还活着！”他们将我当成了冻死骨。“活着呢，大爷！”我笑着翻身起来，跟着晨练的老人们跑了两圈，接着寻找安身立命的角落。那时候我还没体会到忧愁，雄心勃勃要找到姐姐将她带回家，在没找到姐姐之前我有足够的勇气在这个城市里谋生和供养我的家人。

流落街头的日子并不长，我很快发现在北京想饿死人其实很难，只要肯吃苦，随处都能找到谋生的营生。我跟着露宿中认识的一个拾荒人捡了整整两个多月废旧塑料瓶，每天都能得到对我来说相当丰厚的收入。那个拾荒人得了钱便去跟其他流浪汉喝酒赌钱，兴致好的时候还会去找相好的女人去幽会，他活得很滋润。我兜里攒了几百块钱，便想到了写满家乡土墙的那些“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的猩红标语。我在北京将这个来之西南山村的政府号召付诸行动，开始筹划着在大桥底下围个猪圈养猪。北京到处都能找到人们吃剩的东西，尤其是大学里。有一次我跟着别人到大学食堂里捡瓶子的时候发现，泔水桶里扔满了白花花的馒头和大米饭，我猜想那些大学生一定不是从农村来的，不然绝不会那么浪费粮食。我曾问食堂一个胖乎乎的大师傅那些泔水是不是可以带走，他很真诚地对我说：“孩子，没菜票了不要紧，我给你点馒头咸菜，那些东西会吃坏肚子！”

我在远郊选定了一座人迹罕至的大桥，用砖头和破纸箱围了一个猪圈，打听很久又跑了很远的路才从昌平一户农家买了两头肥嘟嘟的小猪仔养起来。我很赞赏这个发家致富的举措，但流浪汉们嗤之以鼻。那些人里我是唯一受过高中教育的一个，我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并且给他们灌输勤劳致富的理念。他们对我的做法和说法不屑一顾，但很欣赏我的勇气，为此答应轮流帮我照看猪圈，条件是将来我卖猪发家了之后请他们下馆子喝酒。

那段日子辛苦而充实，除了拾荒，每天要去大学食堂讨要泔水剩饭。我将泔水装在塑料大桶里，辗转带回远郊的大桥下面，中间要倒几次车，每回我拖着沉重的泔水桶走上公交车，乘客如鸟兽散，受了泔水剩饭的惠泽，我坐车倒从没挨过挤。好景不长，公交司乘人员认住了我，只要看到我拖着泔水桶在路边等车，司机没命地踩油门，售票员还给他加油：“快！快！快！”公交车扬着尘灰飞奔而去，无数等车的人跟在后头猛追：“停下，停下啊，嗨，怎么还甩站啊？投诉丫的……”那场景宛如羊遇群狼。

我的勤劳致富的梦想最终没能功德圆。两头小猪茁壮成长俩月，一头顶破围墙离家出走，剩下一头整日绝食抗议，渐渐瘦骨嶙峋，有个拾荒的断言它会很快死去，于是趁小猪还有口气将它杀了，一大群流浪汉在大桥下烤乳猪，我在扑鼻的香气中心痛欲裂。养猪令我破产，我决定攒钱买个手机，正式开始找寻姐姐，于是我离开大桥下面，来到城市边缘，开始寻找适合的工作，我想在这座城市里暂时扎根而不是四处流浪。众流浪汉隆重欢送我，有几个吃了烤乳猪的人说会永远怀念我，其中就有我的兄弟王海波。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洗盘子，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杯盏碗筷，叮叮咣咣忙到深夜，到了月底除了满手裂口什么都没得到，老板说亏损严重，暂不发薪，硬将我的二百块工资扣作押金。我离开饭馆重新找了份电话推销的工作，二十多天下来连一支笔都没卖出去，老板毅然开除了我。不过我也有收获：天天打电话磨嘴皮，我的普通话已经不太带南方腔，不至于一开口就被人知道是外乡人。还有个收获是我在推销那种九毛钱批来的镀金派克笔的过程中认识了现在的上司。我在黄页上看到她们公司的电话，一鼓作气给她打了二三十个电话，她实在经不起叨扰，所以答应买一支，我兴冲冲送笔过去，不料最后关头犯了大忌，明确告诉她派克笔是假的。她没骂我，也没买笔，用三个词总结了我这个人：诚实、雄辩、锲而不舍。她说日后我有需要就去找她，丢了推销工作后我冒昧地打电话给她，随后成了她手下的调查员，每天上街求人填写各种问卷。领导三十多岁仍然独身，大家暗地里喊她老处女。老处女对我照顾有加，却也像要求别人一样规定我每天穿西装，不准聊天和一夜情，禁止光顾小发廊。调查员的工作收入不多，但给了我两年稳定的生活。这两年里我学会了沟通，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在最短时间里将事情做好，而且我已学会说流利的普通话，有时还能撇两句儿化音很浓的京腔。现在的我平常穿街走巷求人填表，周末派送快递，晚上在住处附近的车站给人擦鞋，活下去并找到姐姐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独守孤独的全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