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1946-）奥地利女作家，小说家、剧作家兼诗人，诺贝尔奖得主，1946年10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米尔茨楚施拉格一个有捷克犹太血统的家庭，自幼开始学习钢琴、管风琴和长笛，后就读于维也纳音乐学院，1964年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戏剧和艺术史，1967年出版诗集《丽莎的影子》，1970年发表讽刺小说《宝贝，我们是诱饵》，197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管风琴硕士学位；70年代初，耶利内克辗转柏林、罗马等地，1974年与戈特弗里德•许恩斯贝格结婚，居住在慕尼黑和维也纳，此后写下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女情人们》(1975)、《钢琴教师》(1983)、《欲》(1989)、《死者的孩子们》(1995)、《贪婪》(2000)，戏剧《克拉拉S》(1981)、《城堡戏剧》(1985)、《在阿尔卑斯山上》(2002)、《死亡与少女I—V》(2002)等，她先后获得过海因利希•伯尔奖、施蒂利亚州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等许多奖项，代表作《钢琴教师》于2001年被导演麦克尔•汉内克搬上银幕；2004年耶利内克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奥地利历史上第一个问鼎这一文学大奖的作家，同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耶利内克因患有心理疾病未能出席，但自己录制了长达数十分钟的题为“越位”的演讲视频，当天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播放时，依然引起斯德哥尔摩观众的极大兴趣，节选如下。

耶利内克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节选——越位：

一

写作是将现实的头发翻卷起来的才能吗？当然，人们是如此地喜欢将头发卷起。但于我而言呢？于那些对现实全然不了解的人们而言呢？

一切都是如此的纷乱。而又没有梳子可以将之梳理。写作的人们清理着现实的乱发，拼命想将之梳理成一种发型。但一到晚上，这个发型就出了些问题，开始侵扰他们的大脑。那簇优美盘卷起来的头发又一次从他们理想梦境中消失，并再也不能被驯服了。它们也不愿意被规整。不管人们如何用带断齿的梳子梳理，它们依然随心所欲。

另外，事情变得还不如以前。关于现实的作品像时间一样从作者的手指中流出。在时间里，作品被写着；在时间里，生命停滞了。但如果生命停滞，没有人会失去什么。活着人不会失去什么，死去的时间不会失去什么，而死去的人更不会失去什么。某人在写作的时候，时间会溜进其他作者的作品里。时间可以同时做任何事。它可以像清爽而又不祥的风般吹入他人的面对现实而不期突然竖起的乱发。那激烈的风吹着，席卷走一切。它席卷走一切，不管在哪里，但就是再也不能回到现实了。

照理说，被表现的应该是现实。一切都被卷走，向任何地方，惟独不是现实的所在。现实藏于发下，藏于裙下，但时间将它们吹走，把它们吹向边缘，如此一来，一个作者又怎么能懂得现实？

在边缘上，作者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观察，而另一方面他不能呆在现实的道路上了。现实里没有他的位置。他的位置永远在外面。只有他在外面说的东西可以被拿到里面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说的东西语义不清。这样，一个人就变成了两个，他们长得一样的脸，他们从不同的方向理解问题。不管哪种情况，不管真假，这迟早都要发生，因为那赖以立足的地面不完整。人如何能在无底洞上立足？

但这进入作者视野的不完整在某种意义上依然足够完整。他们没有将之破坏，而只是用朦胧的眼睛看着它。但它不因这种朦胧的注目而变得随意不定。这种注目的对象是很明确的。在被一种描述固化之前它也可以是另外一种东西。所说的正是本来不说为好的东西。所说的正是永远应该是不清晰、无根基的东西。太多的人已经沉陷其中。这是一片可以吞噬人的流沙。它是无底的，但又不是没有地面。它随你的意，但又不中你的意。

边缘效劳于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生活，否则我们就不会沉陷其中，深陷于丰满，那种人类生活的丰满。那种生活总是在其它什么地方发生着，在那些你所不在的地方发生着。

二

为什么要污辱某人，只是因为他不能找回他走过的路、生活的路、生命旅程的路，如果他已经捱过了——而这种捱耐并非要忍受某人，也与他人无关，就像沾在鞋子上的尘土。这是什么样的尘土？它有放射性吗，还只是很有活性？我之所以问，是因为它在路上留下一道奇怪的光。它伴作者行走但再也不与之相遇；抑或是作者在伴着它行走，走向边缘？

作者还没有消失，但他已经过了边线。在那里他看到了曾与他分手的人们，对方也看到了他。这些人在他眼中形形色色。他在边缘上观察是为了把他们表现得如他们所愿，赋予他们形象，因为形象是最重要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他在那里能够更好地观察；不管怎么说，他写了些东西。这些东西在照亮他所铺的道路的同时也使其变得模糊不清而后又再一次将之完全掩盖。

文字来自于银幕，来自于一张张由于痛苦而扭曲的沾满血迹的脸，来自于带着笑和扮相的脸（为了化妆，嘴唇噘着），来自于在问答游戏中给出正确答案的人们，或来自于天生的伪演说家，即女人，她们无所赞成也无所反对，她们站起身脱掉上衣面向摄像机指着她们曾经坚挺并属于男人的乳房。另外，还来自于任何发出像口臭般但又十分响亮的歌声的嗓子。

这就是在那道路上所能看到的，如果他还未曾离开那条路。当罪恶在不断发生，这条人不能走的路是否害怕被行走呢？折磨、残忍、偷窃、恫吓、制造世界命运的必要的威胁等诸种罪恶。对路来说，它无关紧要。它忍受着一切，坚韧地，尽管无根无据。

当你处在边缘上的时候，你总要随时准备跳一下，然后再跳一下到边上，进入空虚。空虚就在边缘过去一点。边缘边上总有空虚的坑，它随时张着大口，诱使你靠近它。把你引诱出来就是要把你引诱进去。求求你，我现在不要看不着路，那条我不在其上的路。我想要诚实地描述它。真实和准确至为重要。

但我被阻止踏上我的路，我根本就不能走我的路。我在外面，而我没有向外走。在那里，面对我的不确定，我确实希望得到保护。道路延伸而去，要去检查我的所为是否合适，我是否以适当错误方式描述了现实，因为现实总是必须被错误地描述的，没有其它的方式。它必须被错误地描述到读者或听者马上能注意到错误的所在。

三

这全都是谎言！语言这只狗本应保护我（我因此而养着它），现在却冲着我狂叫。我惟一的保护者反对被描述。语言，反过来去描述其它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填满了这许多纸面——我惟一的保护者反过来与我作对，那运动着的讲着话的曾看上去是我安全庇护所的语言对我反戈相向。无庸置疑，我立刻对之失去信任。

有时语言因为错误而上路，但它不迷路。这不是偶然的过程——用语言说话，那是一种不自觉的偶然，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说，不停地说，因为总要说的，说吧，无始也无终，但不是对着谁说。它就在说着，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说，因为无人愿意驻足，他们各有所顾。只有语言，它有时离开我走向人们，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那些真实的走在有路标的道路上的人，语言像相机一样追随着他们的每一个行动。

这样，语言至少就发现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怎样进行的，因为之后它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然后它所有的一切必须被描述，以它所完全不是的样子描述出来。

语言在那里。它或许一直在那儿？它在观察准备伺机而动并准备扑倒某人吗？在现实中它不但对我不驯服，对其他人亦然。它不为别人只为自己。它在黑夜里狂吠，因为没人想起要在路边点灯。它在夜里狂吠，还因为没人记得给道路命名。

我也放声叫去，在我的孤独里，脚下踏过死去的人们的坟墓。因为我已经在跟着跑了，我无暇顾及我踩过什么，踩倒了谁。我只要到达我语言所在的地方，到达它对着我挂着一脸嘲笑的地方。因为它知道，如果我想继续活下去，它很快就会将我绊倒，然后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好。这样我就要在别人的路上撒盐，我撒下去以使冰雪融掉的粗盐。

为什么它不跟我一起留在边缘？为什么语言要跟我分手？它想看到比我更多的东西吗？它想看到那些在大路上更可爱的、礼貌地相互倾谈的人们？它想比我知道的地更多？它一直都比我知道得多。这是事实。但它依然有所不知。它将过于沉迷于现实。

四

我的语言像是在召唤我，向边缘召唤。它最喜欢向边缘呼唤了。它不需要仔细描准，因为它总能中的。它招唤我，语言招唤我。它在我落入陷井奋力呼喊努力扑打时召唤我。但不，这不是真的。

我的语言没有在呼唤我，它跑了，它从我这儿跑了，所以它要呼喊，对着我的耳朵呼喊，不管来自哪里，电脑、手机或者是电话亭。从这些地方它对着我的耳朵大叫。没有理由要大声说什么，它已经那么做了。

求求你，亲爱的语言，你在那里喊什么？埋怨什么？你准备好了吗，以使我可以好好地把你再次放入你自己？我想，你根本不想回到我这儿来！难道你成为语言只是想要离开我并促使我赶上来吗？但什么东西也不能被促使。你更是不能促使什么，况且我了解你。我甚至又不认识你了。你想自行地回到我这儿来？我不会再接受你了，你还有什么说的？离开了就是离开了。离开了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的语言已经快乐地在它的泥坑（那个路上的临时坟墓）里打滚了。它仰望着空中的坟墓，仰着身滚来滚去，一个友善的小动物，它像任何值得尊敬的语言一样想要娱乐人类，它滚动着，张着腿，想让人给他搔痒，为什么不呢？它极渴望被抚摸。所以它无暇去看死去的人，所以我就必须盯着死人看了，结果我要负责了。所以我没有时间控制我的语言，它现在不知羞耻地在抚摸者的手下滚来滚去。有太多的人死去了，我都要负责。正如一个奥地利语里的说法：我照顾人，我善待人，然后我们出名了，因为我们总是善待人。世界正在注视着我们，无需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