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一书虽然也写了咸丰帝的一生，但他的着重点并不在于这个人，而在于那个时代，时代的思想，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要求。他写的其实是一群人，一群和咸丰帝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作者借助当时的文献（主要是奏折和私人通信、日记）和野史笔记，将他们形象地勾勒了出来。大时代，大历史，大人物是如何浮沉的。这个命题总会吸引着人的注意。其实，在历史中，人物是常新的，但人性似乎总是共同的。读历史，更多的还是读人性。

中国的历史，离不开权谋二字。咸丰帝其实也是善于运用权谋的。他从小就被灌输了权谋思想。在此书中，茅海建先生引用了两条野史资料，佐证咸丰是如何战胜自己的政敌奕䜣的。当时的奕詝奕䜣，其实也就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们对于权力，或许有着天生的敏感，但是，仍是模糊的。最关键者，还是他们背后的老师。他们被老师教导该如何做，方可获取皇帝老子的欢心。儒家的核心，在于仁，在于孝。所以，这两个野史，就在这两点着眼，证明咸丰帝是用这样的非常手段，战胜了才华横溢的奕䜣。这其实也关乎人性。皇位是必须争的，但又要不露痕迹，所以，古往今来，争夺储位，都得利用权谋。这两个野史的真实性，可以存疑，但不能说不可能。——曹丕曹植之争，是不是如此？杨勇杨广之争，是不是如此？而咸丰帝的祖先雍正帝，不也正是因为装着一副仁孝的面目，得到了康熙的信任，最终夺得大位。——苏轼说的“想当然耳”，还是有道理的。

咸丰帝是善于权术的。他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上位，就必须摈弃前朝重臣，重用亲信，这样才能如臂使指，也能获取威信。同时，他也善于讲究策略，懂得运用时机。在罢免穆彰阿和耆英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些传统权谋的运用之娴熟。他对曾国藩的猜忌，对奕䜣的猜忌和罢免，都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君主的精明，懂得权柄的重要性。所以茅海建说：“尽管咸丰帝在诸多方面不显才气，唯独这一方面十分清醒。专制统治者对威胁自己权势的任何人与事，从来就是最灵敏，最恶感，并下手不留情的。”

不过，他毕竟是个材质平平的皇帝，他面临的问题，既有旧的（农民起义），又有新的（外国侵略），他根本就应付不来。因此心力交瘁。甚至到了后来，他对政情几乎倦怠了，只求娱情声色，其他的，都脱卸于臣下。偏偏他在用人识人上，并不高明，甚至常常所用非人，所信任的，往往都是敷衍他，应付他，甚至是欺瞒他的，比如叶名琛、徐广缙。在这些人让他大所失望后，他似乎对汉人官员都失去了信心，所相信的，只是满人亲信。只要是官场，就充满了权力倾轧，这导致了不能合作，又严重地消耗了国力。而被事后证明为的确有能力的，能够力挽狂澜的，比如曾国藩、奕䜣，都是他最为猜忌的，他们的获得实权，都是咸丰帝在无可奈何后，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

茅海建先生在结语中为咸丰皇帝做了个盖棺论定：“他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就他个人历史而言，凡是当时和后来被证明为有效的举措，如湘军、厘金、总理衙门……都不是他的创造，也都不符合他的思想；凡是他尽心尽意制定出来的政策，如怎样镇压太平天国、怎样对抗英法联军，却全不可行。他在位十一年零六个月，时间可谓不短，但我们找不出一项可以称道的大决策、可载史籍的大功绩。皇帝当到这种份上，那就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了，而是连带整个国家陷于灾难之中。”其实，从咸丰帝“知道太多的当皇帝的规范、原则、机谋、策略和秘诀，知道了太多的成功和失败的治国经验”来看，若面临的不是一个亟需转型的新时代，若面临的不是前几代尤其是乾隆帝积累下来的诸多社会矛盾，未必可以说咸丰帝这个皇帝是不称职的，但偏偏他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临界点当了皇帝，其实，就算换成奕䜣，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大的历史方向，包括被英法联军打败，包括接受不平等条约，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读史者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