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逝世16周年，纪念的专题文章数不胜数，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艰难生存状态、身不由己的写作挤榨，却被严重忽略了。我给《长江商报》写了一篇评论提到这个事情，修改补充，再发一下微博。

王小波是比较早的自由职业作家之一。文字之外的王小波活得没尊严、智慧和趣味。不能安心写他的小说，写那些杂文根本就是在卖血，不能滋养他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回忆当年“给我写专栏就并非他真正所好，所以我也属逼迫他做一些令他心累的事的人之一。我难忘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他给我交稿时说写不出稿来的那种痛苦不堪。他写专栏，越写越为思想繁衍能力的不足而焦虑，而且理性纠缠带给他的是小说的想象力枯竭，越来越缺少血肉。”

据我读到的资料，王小波出黄金时代，得益于出版社编辑的争取。但销路很不好，于是他和责任编辑一起推着自行车到处推销，为了可怜的销量，费尽心思，妻子李银河还努力动用关系找评论家帮忙。对于王小波来说，他不止在乎稿费，而且极其在乎，因为稿费能够保证他的自由。他是个很单纯的人，并不太明白在中国当个自由撰稿人所要承受的生活压力。很多知识分子在写作当中表现的智慧，不大匹配生活能力，令人伤感。

王小波为了卖文换钱，还写了《辽宁青年》《演艺圈》之类的很多通俗杂志。他看重的小说发表不出来，能交的稿子又越来越状态不佳。

他的晚年经历令人心酸之极，过得不自由，也没什么趣，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要从自己身上割肉换钱的，自由野生不过是幻想。

不断重复抽血的王小波，心力和身体再也撑不下去了，1997年死于心脏病突发。几年后，出现了“王小波门下走狗”这种爱好者纯粹噱头的自诩。与王小波真实的遭遇对照来看，又凄凉又讽刺味十足。 我们的文化氛围和实际的创作生态，制造出“被损害的王小波”。这样的实例，在文艺社科领域不少，而且都很沉默，往往都是人死了，报刊媒体献上一点哀荣悼念。比如前段时间去世的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张晖。

我之所以格外觉得悲哀，还因为近日读到微博上“李佳佳Audrey”的一段话：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发现状态最令人羡慕的是专栏作者。认识一个华盛顿邮报的老头儿，72了一年到头各种旅行，潇洒得很，我问：“没有经济压力吗？”“怎么会？稿费多得都花不完！” 一边是稿费花不完潇洒高寿的外国专栏作者，一边是耗竭心力仍不足以自由谋生的本土好作家，两者命运彻彻底底的天壤之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低廉到尘土里的稿酬制度，花费国家财政垄断利益的协会组织，让选择了自由写作的王小波天才早逝。

此外，现行的稿酬纳税力度极其之不合理。普通的花几年心血出版一本书的作家，拿到一笔版税，超过4千就得被扣11.4%。自由写作是高成本行为。 太多人对王小波的喜欢，不过是爱吃死猪的猪血，无比陶醉地大谈其思想，却不关心那思想长出来的土壤，以及他那本该长存的肉体。他就应该拿着高稿酬，过着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展开良好地创作，自由地写他想写的。

要知道，任何社会生产都是有成本的，文化创作出版也不例外。稗子夺走了稻麦的阳光雨水和肥料，人们就吃不到好粮食，正经谷物就枯萎而亡。 真的喜欢王小波，喜欢他和他的自由思想，那就很有必要去批判和改变造成这种悲哀的环境，哪怕只是出一点声音，发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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